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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我做的是翻译,但拷问的是灵魂
2017-10-17 23:24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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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2017106日,著名翻译家高莽先生在北京去世。高莽的翻译生命期长达70年,他将一生都献给了心爱的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刘文飞曾将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分为五代人,高莽是第三代翻译家中的代表性人物。

高莽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属于我国俄语文学翻译方面的泰斗级人物,2011年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而无论是翻译、写作还是绘画,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他一生不变的创作主题。

 

不愿从事翻译的翻译家

 

1943年,17岁的高莽翻译的第一篇译作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但是在高莽看来,他真正开始从事翻译其实是1948年翻译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高莽看到了邦达连科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出于个人的喜爱,高莽将它翻译成了中文,作品印成书后,还被搬上舞台,当时哈尔滨的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保尔·柯察金。

高莽生前常常谈起保尔·柯察金对他的影响。保尔·柯察金的名言让年轻的高莽激动不已,奉为榜样。但是当时高莽其实正面临着人生的难题。“二战”时,哈尔滨被日军侵占,在哈尔滨长大的高莽,并不喜欢顶着翻译的名字,因为大家都骂翻译是“狗腿子”“走狗”。

直到1949年,他遇见了最早译介普希金与高尔基的翻译家戈宝权,戈宝权一句“重要的是翻译什么作品和为什么人翻译”点醒了迷茫许久的高莽,“我翻的是大家需要的东西,我要翻译革命的作品,是给老百姓看的”。

此后高莽便有了“乌兰汉”这个笔名,即“红色的中国人”。在长期的翻译过程中深明翻译之苦之难后,他将“汉”字改为流汗的“汗”。翻译是要流汗的,绝非轻易之举。

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同为翻译家的刘文飞认为,“伟大的翻译家,这个称呼用在高莽身上是贴切的”。但是许多人不知道,高莽并没有上过大学,从小接受俄语教育的他,中文能力也曾不尽人意。

高莽说自己是在为茅盾、老舍、巴金等知名的大作家做口译的时候,上了“大学”,“那时候我每天都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谈话,给他们做翻译,有不懂的时候就问他们。我的这点知识、这点本领就是这些老先生们在工作中教会我的”。

几年前,翻译家孙越曾到高莽家做客,年近90岁的高莽为了请孙越讲俄罗斯的一些知识,留孙越从下午谈到夜晚。高莽的幽默、谦虚、好学给孙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高莽曾经感叹,到了年老的时候,有那么一段不敢翻译的时间,总觉得吃不透原文的意思。在他看来,翻译不见得比创作要轻松多少,也不比画画要轻松多少。

高莽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是随着他人生的阅历不断变化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晚年他翻译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2013年,高莽凭借译作《安魂曲》,获得了“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

高莽说:“我虽然做的只是翻译,但拷问的是自己的灵魂。”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

 

20世纪初,鲁迅先生和未名社介绍与翻译俄罗斯文学开始,译介俄罗斯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经历过高峰、低谷,至今中国翻译家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刘文飞认为,俄罗斯文学翻译大致已经经历了五代的翻译家。身为第五代的刘文飞们也已经年近60岁,但是目前来看,年轻一辈中,已经很少有称之为“家”的翻译人才了。这既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的现状,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的现实。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译介俄苏文学作品第一个高峰期。鲁迅、瞿秋白等人也因此被视为介绍与翻译俄罗斯文学方面的开创者与先导者,被刘文飞称为第一代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第二代则是抗战时期在上海出版社任职的姜春芳、叶水夫、孙成武等先生;第三代则是草婴先生和高莽先生等所代表的一批人,第四代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回来的那一批大学生;刘文飞则属于第五代,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的那一批翻译家,当然有些翻译周期比较长的翻译家可能跨越好几代。

刘文飞介绍,像鲁迅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把俄国文学当成“经书”,俄苏文学的翻译相当于玄奘翻译佛经——“这是我们以后要学习的东西”。鲁迅在翻译俄国文学时,将之比作“就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刘文飞研究发现,19世纪的俄国文学,都是在为“小人物”说话,呼吁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确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这样的文学命题是社会学的命题,对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人来说很有召唤力量。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鼓舞,这就使得中国的第一代俄罗斯翻译家和研究者许多是来自著名的作家,比如巴金、茅盾、鲁迅,或是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瞿秋白、蒋光慈。

上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翻译家们也是毕恭毕敬地翻译着俄罗斯文学。“翻译俄罗斯文学,这些作家、革命家用近乎虔诚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文学在当时的中国绝不仅仅是文学,更是一种情怀和理想。”刘文飞说。

1949年之前,苏俄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如黄金时代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白银时代的契诃夫、高尔基、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索洛古勃,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对中国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建国以后,俄罗斯文学更是成为中国最普遍的大众阅读读物,在俄罗斯国际科学院外籍院士、翻译家孙越看来,这种趋势一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这期间,国人几乎与俄罗斯同步阅读,基本上是俄罗斯刚刚出版的作品,国内马上就会翻译过来。当然这个阶段的文学主要是为了借鉴和了解苏联,教化意义高于文学、文化意义,是教科书一样的存在。

学者止庵认为在当时的翻译中,有两种情结在起作用,即革命情结和人道主义情结。前者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后者如《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此外,有一位俄罗斯作家,对于我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他就是契诃夫,在上世纪50年代,契诃夫的小说集和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称得上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与这两个作家有很大关系。

“当然那个时代也并非只有精品。”止庵提道,“当时苏联对于自己的文学评价本身就是被扭曲的,我国又全盘接受了这个扭曲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很多现在已被俄罗斯读者和评论家摈弃的作品,我们还津津乐道。当时的译介的确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这个观点与刘文飞不谋而合,这种现象只出现在了中苏关系最密切的上世纪50年代,一些二流、三流的作品也被翻译过来,如今有三分之二的作品只能被尘封在图书馆里,鲜有人翻阅,在他们看来,这些书是不值得进入文学史的。

这一泥沙俱下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文革”结束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第三次译介俄苏文学作品的繁荣时期。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契诃夫小说选》等作品就在这时候率先被引进中国。

一百多年间,不仅读者大众从俄罗斯文学汲取养分,俄罗斯文学也为许多作家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借鉴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曹禺的《雷雨》借鉴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作品,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被认为是具有苏俄文学影响印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文学,实际上就是苏联文学的翻版。

但是这种情况随着苏联的解体,动荡的局势给俄罗斯文学界带来了冲击,加之欧美文学的走俏,俄罗斯的文学与翻译逐渐走向低谷,在中国日益边缘化,甚至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翻译家郝建恒先生曾经用一组数字来说明这种改变,1980年,他译的《故乡》印了14万册,很快销售一空;1982年他译的《洪流》印了48000册,卖的还可以;1998年,他译的《莽原》只印了3000册,到现在还没卖完。

 

俄罗斯文学翻译青黄不接时期的信心

 

戈宝权、汝龙、满涛、草婴、高莽、荣如德、力冈、蓝英年……对于老一辈翻译家,孙越如数家珍,但是随着这些翻译家年事渐高,甚至很多人已经离世,现在能够让人放心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已经越来越少了。

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被磨铁图书公司独家引进,编辑陈亮就曾表示,当初找合适的翻译家很困难,老一辈翻译家大多不愿翻译,年轻人中也没发现拔尖的。最后几经辗转,他才联系上老翻译家高莽和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吕宁思等人。“俄罗斯文学翻译缺少民间译介力量,参与的年轻人比较少,跟日美文学翻译没法比。”

老一辈翻译家的难得之处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认真地耕耘着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事业,踏实敬业。孙越说这些人将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变成自己的信仰,几十年如一日,这些是后来的翻译者很难做到的。

以翻译托尔斯泰作品最为闻名的草婴,“文革”后,曾经被邀请担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但是草婴拒绝了,虽然因此失去了很多的待遇,但是他更想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当时已经55岁的草婴,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翻译完成12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在高莽描写草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到草婴对翻译的态度,“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读懂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己的头脑里清晰了,译时才能得心应手。”“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工作,也要费尽心血,他的工作还必须忠于原作,因此是一种艺术再创作。再创作之苦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以翻译契诃夫的小说著称的汝龙也是为了翻译事业辞去了在上海平明出版社的职务,回北京干起了专职翻译。力冈则是为了翻译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生前没有获得过任何荣誉和头衔,死的时候更是冷清,孙越形容力冈为“俄罗斯文学的殉道者”。

当然这些翻译家也曾在生活上,享受过翻译带来的富足。刘文飞常常用“亿万富翁”来形容翻译家们当年的翻译稿酬,当年叶水夫翻译《青年近卫军》一书的稿酬有将近一万块,能购买一套北京的四合院,当时一般工人每月工资也就十几元钱左右。

依靠稿费,他们便可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但是几十年过去,翻译一本作品的价格差不多还是一万元。刘文飞和孙越感叹,身边转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最近,孙越正在翻译列宁的诗歌,查找原文、翻译、提供插图等工作都需要他自己承担,“要想做好这件事怎么也要两年的时间,这么一算我们就是乞丐了”。不足一万元的稿费根本就无法满足准备阶段的消耗。

与此同时,愿意出版俄罗斯文学的出版社并不多,而整个行业,专业的俄语编剧就更是寥寥无几。俄语早已成为小语种,不复当年的辉煌。

止庵曾经说,假如用“广阔”“深邃”“厚重”为阅读标准,求之全世界,唯有俄罗斯文学真正能当得起。但是孙越却发现,近年来,俄罗斯文学也渐渐迷失了自己,如果坚持原有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肯定会遭遇冷遇,于是现代俄罗斯作家一方面模仿欧美作家的写作,迎合当下读者的口味,同时又不想背弃俄罗斯文学传统色彩、风格和它的叙事方式,因此即使翻译家也常常感叹这些作品看起来颇为费力。

对于俄罗斯可供挖掘的作品,孙越又充满信心,“白银时代是有价值,但是白银时代不是苏联文学的全部”。“80后”“90后”的翻译者能够尽快的成长,将会迎接这一挑战。

当人们感叹俄罗斯文学翻译者青黄不接的时候,刘文飞也总是充满信心,文学回归文学该有的热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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