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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老漂族”
2017-10-17 21:20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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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随着人口流迁的定居化和家庭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作为“从属人口”被卷入流迁的大潮中,“老漂族”开始在各个城市不断壮大,并汇聚成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起早贪黑,悉心照料子女的生活;他们往来奔波,每天接送孙子孙女上学;他们一面享受着天伦之乐,一面承受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与烦恼……

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各异、医疗保障不足、难以融入新环境等难题,都让这个群体的晚年无处安放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喝奶喽,长大个儿喽!”新簇簇的阳光洒在客厅的麻布沙发上,刘萍用手摇晃着刚刚冲泡好的奶粉瓶,自顾自地对着自己的小外孙佑佑低声轻哄,不到两岁的孩子坐在她怀里咿咿呀呀地回应。

秋天的气温并不算低,但沙发旁已早早支起一架电暖气,散热片连同屋里家具的棱边尖角都被老人细心地用棉罩网住——她怕外孙不小心撞到。

孩子打着赤脚在铺满了一整片地面的海绵垫上跑来跑去,累了,就坐下来,把积木拼起,再拆掉。

刘萍闲不住,时不时弯下腰归置被外孙推散开的玩具。孩子偶尔抬起头喊一声“姥姥”,她便也回唤着孩子的乳名,微笑。

为了完成这个看孙“任务”,刘萍离开生活了50年的山东老家来到北京,成为“老漂族”的一员,这一住,便是两年。

所谓“老漂族”,在社会学概念里,是指本可安享晚年却为抚养孙辈而跟随子女从外省市搬到现居地短期或长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异乡老年人。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在全国2.47亿流动人口中,流动老人有将近1800万,占比7.2%。其中,专程为照顾晚辈而流动的老人比例高达43%

他们从各地汇集而来,说着不同的方言,却从事着相同的“工作”,是当今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式家庭勾勒出的一幅“子女在外闯明天,父母跟着‘漂’晚年”的城市新图景。

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却并不真正属于这里。

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各异、医疗保障不足、难以融入新环境等难题,都让这个群体承受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与烦恼。

他们在每个黄昏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黄昏里漂浮不定。

 

喂饱哄睡外孙,馒头咸菜凑合一顿

 

时钟的指针指向清晨五点半。

不需要闹钟,刘萍利落地换下睡衣,抓起一个尼龙袋,把穿着白色棉袜的脚蹬进一双棕黑色平底鞋里,走出家门,快速按下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居民区,穿过汽车、自行车、行人和宠物狗,停在早市口的早点摊前。

此时,马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的空气中亮着。

排队时,刘萍习惯性地低着头看表计算时间,等下买好烧饼和新鲜的蔬果后,她必须在7点前赶回家做好早饭。

早饭比较简单,小米粥,炒一个菜,配上买来的主食。

而昨晚临睡觉前,她已经把小米洗净泡好,只等下锅。

不到1公里,来回半小时。对于刘萍来说,这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悉路线。

在来北京之前,她很少出自己的县城老家,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会济南。两年前,还有一个月就要临盆的女儿打来电话,希望她能来北京帮忙照看孩子。

这个朴素的老人最初很是高兴。从女儿上大学开始,母女俩已经有十几年没在一起生活了。几天后,她把两身衣服塞进一个旅行袋,便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就在这样的匆忙间,她开始了自己的“老漂”生活。

工作日的白天,刘萍需要独自承担起带外孙的责任。

她通常会在上午用手推车推外孙去公园玩两个小时,中午回家后喂饱、哄睡了外孙,才能给自己匆匆做顿饭,再快速地吃完。有时来不及,就干脆拿馒头、咸菜凑合一顿。

尽管之前曾在老家带过孙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刘萍的体力已大不如前。往往一天下来,等女儿、女婿下班接过孩子时,她已累得站不住脚。

“男孩子越大越不好带,一天下来,都是提心吊胆、腰酸背疼。”半个月前,刘萍带佑佑在公园玩耍,“只是和别的老人说句话的当儿,一个没留神,(外孙)就从婴儿推车里栽了出来,摔在了地上。”

虽然只是手背磕破了一层皮,但刘萍却接连后怕了几天。“那么小的孩子,万一摔到头可怎么办……”

她很羡慕邻居家里两个老人看一个孩子,“至少能互相说说话吧,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也有个伴儿,互相照应一下”。

但自己的丈夫在老家还有农活要做,每年只有农闲时,才能抽出时间来北京帮忙。

“我们都老了,却要分居两地,没了人陪。”一周一次的电话成了刘萍得知丈夫近况的主要途径。

“老伴儿有哮喘,不知道他能不能照顾好自己,但女儿这边也离不开人。”刘萍直言,“哪像我们年轻那会儿,几乎都是自己带孩子。”

上世纪80年代,学者潘永康曾在天津进行过一项实证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在传统社会,中国城市核心家庭中,年轻人婚后有半数左右与父母同住,组成主干家庭;生子后分开,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家庭;待自己的子女婚后又与自己生活在一处,重组主干家庭,之后再分离……

如此周期循环,形成了普遍存在的“家庭生命循环模式”。但三十多年过去后,中国社会因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而发生巨大变迁。大量人口向城市快速聚集,且年轻人成为迁移的主力。

这也导致城市家庭生命周期发生新变化。

“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对此提出,现今社会,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这也就是老漂一族出现的主要原因。”

“没办法啊。”在刘萍看来,如今孩子在哪,自己的家就在哪。

 

“大北京”,只是附近的胡同和菜场

 

文丽的锅里同样翻滚着米粥。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鸡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

在来北京之前,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这里长期生活。“原本打算等女儿出了月子就回去。”但现在,文丽和丈夫一呆就是4年。

从女儿怀孕,到外孙女出生,再到孩子上幼儿园,老两口把孩子一手带大。

但比起刘萍,外孙女已经上幼儿园的文丽两口子的白天要更难打发。

在这个距离家乡几千公里的城市中,除了女儿一家,两人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大多数时间,文丽两口子的活动范围只局限在小区周围两公里之内。

“就连打麻将都凑不够一桌。”文丽感慨道,“我们吃不惯北京菜,更不习惯这里干燥的天气。每次从家乡带的咸鱼、腊肠和辣椒,总是很快就吃完了。”物价也贵得让两人咂舌,“家里几毛钱一斤的菜,这里要贵上十倍不止。”

但为了能让女儿安心工作,两人只能选择留下。

如今,文丽对家门口3家菜市场各种食材的菜价已了如指掌。“我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菜最便宜、最新鲜,也知道小区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也能和几个邻居聊聊天。”

而更多时候,她们依然保持着一种隔离感。

打发寂寞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家务。

只要文丽在家,家里的水龙头便总是滴答声不断——那是老人为省钱接水找到的特殊方法。

文丽说,她的北京生活也像滴答的流水,没有丝毫起伏。买菜、做饭、接送孩子……一成不变。

“我的生活好像一直画着一个圆圈。”文丽说,她的日常没有其他娱乐,每天早早睡觉,“第二天又是一个新的圆圈。”

偶尔,文丽会和丈夫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却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

“那里的东西太贵了。”她宁愿去稍微远一点的批发市场,“反正外孙女上学之后有的是时间。”

但她好奇地发现,现在的人们在买东西时已经不再用现金交易,“每个款台旁边都竖着一个黑色的条码,人家说扫一下就行”。

她不会用,手里紧紧攥着自己的零钱包。

“城里虽然好,但总觉得不是自己的家。”在文丽眼中,北京很大,有好几个“环”,但更真实的北京,却只是小区附近的胡同、公园和菜市场……

对此,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亚娜在对“老漂族”进行研究时也曾发现,语言交流的顺畅与否,是北漂老人与其他老人交流及进行社会融入的前提。

“只有较少的老人表示与邻里有经常来往、互相帮助或一起活动,大多只是见面偶尔打打招呼,在社区中没有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持续的交往关系。”刘亚娜表示。

在她的调查结果里,“没有朋友”“精神上缺乏慰藉”和“想家”是“老漂族”最大的烦恼。

 

和子女、孙辈的代沟让他们寒心

 

和子女间生活习惯、育儿观念的差异也加剧了这一群体的“水土不服”。最初来到女儿家里时,刘萍不会给孩子用尿不湿。在她的一儿一女还是婴儿的时代,这个母亲都是用尿布,“脏了就洗,洗了晾干,循环使用”。

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肉丸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

而她的“前辈”文丽,早已经学会了使用带遮阳蓬的婴儿车,也能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

和很多从老家来到北京的老人一样,她们被迫要与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接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

刘萍对此充满疑惑。

她搞不懂女儿坐月子为什么一定要花大钱请月嫂,还上外国网站看外国人怎么养孩子。

“现在养孩子太精细,吃的、玩的、穿的都太讲究。几个月大的孩子要智力开发,孩子懂什么呀?”但话虽然这样说,她却还是要拿起女儿给外孙准备好的“闪卡”,眯起已经老花的眼睛,一字一顿地给孩子读起上面的字。

“看不惯的就憋着,毕竟是在女儿家里。”文丽看得开,“我来就是看孩子的,只要他们好,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唯一让她有些寒心的,是孙女圆圆口中和自己的“代沟”。

比起自己拿手的炸虾片,圆圆更爱吃妈妈买回家的金枪鱼,也能吃出火腿和培根的区别。

家里炒菜的盐,在孙女的强烈要求下换成了粉红色的粗粒晶体盐。文丽不知道这和白色的细盐有什么不同,只知道是“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

她觉得孙女的衣服太多,花销浪费;孙女也受不了姥姥的“过分节俭”和“唠唠叨叨”。

每当这种时候,文丽就想和丈夫打包行李回老家。

去年年末,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讲师苗瑞凤曾调研发现,在没和子女一起生活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乐观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

其中,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

但是,在子女家居住过一段时间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降低。

 

医保异地就医难

 

“呆久了,心里有时候都堵得慌。”这一年里,文丽进了两次医院,身体也大不如前了。她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每天吃三次,每次吃五种。”

但由于自己的“新农合”医保是在老家办理,无法报销在北京看病、买药的费用,文丽常常选择回老家去开药,存上几个月的药量,再用大号的尼龙袋装回北京。

她的房间里有一个储物柜,专门用来存药。柜子里扁平的白色药盒摞了几摞。

“最害怕的就是在北京生病。”文丽表示,“我的退休金每个月才2000块钱,要是在北京,得靠老伴的退休金才够我吃药,如果再生个其他什么病,退休金都不够用了。”

医保异地就医难,成为了“老漂族”们不得不面对的养老问题。

“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同时也带有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就是人户分离。‘老漂族’的存在反映出家庭养老的合理性以及家庭育幼的必要性。”在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看来,“老漂族”的出现,正考验着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

“高龄加少子化社会下的养老,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既考验子孙的孝心及赡养能力,更考验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水准。”他提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关部门给予充分重视,采取切实的行动,“如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将地区社保普惠到流动老人群体上,尽快打破地区之间壁垒,实现异地医保等在全国的‘联网、联通、联动、联保’。”

2016316日,针对“老漂族”面临的看病难题,国务院曾提出,政府已下决心推进全国医保联网,争取用两年时间,使老年人跨省异地住院费用能够直接结算,“使合情合理的异地结算问题不再成为群众的痛点”。

截至今年721日,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而就在一个月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称,北京市所有有床位的676家定点医疗机构目前已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

政策虽然提振人心,但对于被围困在繁琐家务中的老人们而言,他们很少有权威渠道获取这些信息。

在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间,刘萍有些想家了。

“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院子和热闹的街道,“谁家有什么事,喊一声就行了。”

文丽也想家。她和丈夫盼着外孙女再大一些时,可以结束自己的“老漂”生活,过自在的晚年。但总有一些理由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留在北京。

三个月前,她的女儿怀上了二胎。

文丽的愿望正被无限期延长,“要等到哪一年,我也不知道了”。

(按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萍、佑佑、文丽、圆圆等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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