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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关键在城市治理
2017-09-26 22:57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宋媛媛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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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智慧城市建设为解决“城市病”提供了渠道,甚至可以帮助城市实现“弯道超车”。我国已有约400多个城市进行了智慧城市建设,但大部分还属于城市功能的延伸。最终要实现新型智慧城市,不仅需要科技运用,更需要从城市治理领域入手

 

法治周末记者 宋媛媛

126个社区,4833个工作网格。再将这4833个工作网格配齐一线网格员、督察员和PDA等设备,城市管理工作一目了然;政务平台全天候受理市民、企业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日均巡查发现事件从3700件提升到两万多件,日均结案率1.8万件,上升181%……

这是深圳市宝安区从2016年以来智慧城市建设取得的成绩。

“宝安区是深圳市的行政大区,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经济聚集度较高,但警力配备不足。”

“能有效破解这种‘小马拉大车’的困局,宝安的经验在于,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功能外,更着眼于城市治理模式的提升。”9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召开的《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治理——深圳市宝安区智慧城市治理研究报告》发布会暨主题研讨会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纪军有感而发。

她指出,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人口压力、贫富差距等等问题集中凸显。智慧城市建设为解决“城市病”提供了渠道,甚至可以帮助城市实现“弯道超车”。我国已有约400多个城市进行了智慧城市建设,但大部分还属于城市功能的延伸,最终实现新型智慧城市,“不仅需要科技运用,更需要从城市治理领域入手,加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智慧城市建设的“宝安模式”

 

“人口密度接近新加坡,流动人口压力巨大,常住人口只占实际人口的10%;万人警力配备数仅4.2人,还不足深圳市警力配备数量的一半;却聚集了差不多19万家企业,其中96.7%是中小企业。”在研讨会现场深圳市宝安区委党校副教授池蕾说,“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宝安‘小马拉大车’的困局越来越明显,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公开资料显示,20151020日,深圳市宝安区召开“智慧宝安”建设工作会议,宝安区政府公开提出,将在未来三年以“智慧宝安”管理控制中心为主要载体,打造一个“大数据资源中心”(“一中心”),构建“智慧政务、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产业”四大平台(“四平台”)和一批城区智慧应用系统。到2017年建设成为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进示范区。

去年1月,智慧宝安系统(“一中心、四平台”)正式上线,宝安的智慧城市建设也随之正式拉开帷幕。

“到宝安后给我的感觉就是震撼。”《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治理——深圳市宝安区智慧城市治理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主笔纪军从2015年年底开始接手宝安智慧城市研究课题,长期关注智慧城市研究,脚印遍布国内外,而留给她独特印象的是宝安。

纪军回忆,最初调研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全口径受理中心、全口径咨询中心开启的24小时咨询热线8590-8590(音“拨我就灵”),老百姓有什么事情咨询、建议都可以找政府,目前在其他城市管理中较难实现。

“不敢说宝安的硬件有多么好,但宝安智慧城市建设的独特在于高效的城市治理,其高效的智慧治理把短板补齐了。”纪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宝安的智慧治理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达到了一个先进水平。”

据其介绍,在以往“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宝安又将互联网+纳入其中,为网格化管理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这里整个行政系统是高速运转的,找不到‘一杯茶、一张报纸’现象,因为每个公务员都被‘电子周扒皮’看得紧。”

综合《报告》及公开资料显示,所谓的“网格化管理”,是将宝安全区作为一个大网格,以下再划分为10个街道网格,又分为126个社区小网格,4833个工作网格。每个网格实行巡查“一员一格”或“一员多格”。对纳入网格的安全、违建、环保等11152项实有事件进行巡查,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进行回应和解决。管控指挥体系平台通过数据和信息的集中管理,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全程跟踪。

“对于公务人员,智慧运行的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全方位监督。”纪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公务人员是否尽职了,他们的巡查、执法全过程在系统上都是有迹可循的,都能做到“人过留迹,事过留痕”。甚至所有巡查人员的轨迹都有一个记录,白天查了多少圈,查了多少点,甚至在哪个点停留了多少分钟,系统都可以查到。

有了这样的智慧的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宝安又将以往工商、税务、社保等各个部门原来的窗口都关掉,总共30个部门的626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移入政务服务大厅,756项行政审批服务都能全部实现百分之百网上申报、百分之百审批。

在智慧城市治理模式提升的前提下,再实现智慧医疗、教育、社区等城市功能的智慧化建设将更加高效。

 

中国有后发优势

 

为什么要建设智慧城市?应该如何建设智慧城市?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是我们城市化、工业化的关键时期。”纪军说。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2%。这一数据在去年为57.35%,其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

纪军指出,虽然我们的城市化率实现了几倍的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低。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在未来还会经历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又面临着很大的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这个基本国情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复制其他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走的路径。“智慧城市建设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途径。”

智慧城市本质是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网格化管理等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实现城市智慧管理和提升城市功能,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进入到21世纪,“智慧城市”已经开始受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追捧,在世界范围迅速蔓延。《报告》显示,最早提出概念的是新加坡,2006年推出了《智慧国2015计划》;2008IBM提出了“智慧地球”概念,2009IBM公司与美国迪比克市宣布共同打造全球首个“智慧城市”;同年,日本推出“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两年后,欧盟正式推出“智慧城市和社区开拓计划”。此后,一些国家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制定智慧城市国际化标准。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特别是移动终端全面普及方面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中国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后发优势。”纪军指出,“中国拥有华为和中兴等全球领先的电信设备和规模最大的移动终端市场,在4G、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毕竟智能化带来的也不完全是投入,如果说没有智能化管理,也需要人工操作,也是要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同时,大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必然带来相关产业的巨大商机。”纪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今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5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7)》显示,2016年,中国境内活跃的智能手机达23.3亿部,较2015年增长106%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智慧城市发展较为迅速。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住建部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后,一大批城市踊跃申报,经综合评审,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落地。此后,2013年、2015年,分别确定第二批103个城市(区、县、镇)、第三批84个城市(区、县、镇)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除了住建部公布的智慧城市名单,发改委会同12个部委推出了以深圳为代表的80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综合住建部与发改委的试点,目前我国有近400个智慧城市(区、县、镇))

这些试点城市中,多集中在政务管理、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方面,突出某一或几个领域的智能化建设,这属于城市功能方面的延伸。纪军在会上举例说明,北京的智慧养老、智慧政务,浙江、河南等地的智慧教育,云南昆明的“医保村村通”等建设,“从总体上来讲,国内外的智慧城市建设大部分是属于这种城市功能的延伸”。

 

应多关注城市治理

 

纪军认为,中国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不仅需要关注于城市功能的延伸,应该多一些类似宝安那样的做法,即从提升城市治理的角度建设智慧城市。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早已有业内专家呼吁,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多注意关注城市治理。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徐振强曾在《“十三五”智慧城市建设应着眼服务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创新》一文中写道:“根据美国、欧盟和西班牙等智慧城市权威机构的测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尚未进入先进行列。”

收集了一堆数据,却不懂得如何用,项目大而全,落地后不知对城市到底有何用处、怎么用……徐振强指出,经过了几年的智慧城市建设,一些城市治理问题凸现出来。伴随深度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也应更多着眼服务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创新领域。

 

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助力

在纪军的智慧城市调研的APP课件中,特意用了李克强总理到上海自贸区调研时的一张照片,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红色背景标志牌赫然醒目。

“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改革前沿地区的呼声。”纪军说,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求法律给出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要给出正面清单,政策确定后决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泛行政化。

“不仅是改革前沿,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同样也需要行政体制改革的助力,这是毋庸置疑的。”纪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在智慧城市探索的过程中,有很多行政体制障碍需要破除。

同样是智慧治理政府热线,有的没人接,有的却全天候服务,解决问题及时高效;有的职能部门踢皮球、条块分割,有的却能综合大数据智能解决民生问题。

纪军说:“因为智慧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数字化、信息化,不局限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还要利用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在实施智慧城市建设时,会带来政府运作方式的变化,必定遇到一定阻力。”

为了打破这种桎梏,她建议,智慧城市的建设首先需要一个具备高素质、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领导班子),制定完善的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其次要同步实现阳光政务,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内控制度,在工程招投标、政务采购、共专项资金管理等方面建立工作规范,加强重点领域、岗位权利运行的监督制约。

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搞智慧城市不一定非要发达城市才行,也不是非要求大求全”纪军说。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的放矢的去做。主要是因地制宜,例如昆明的“医保村村通”实现农村患者看病医保实时报销,极大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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