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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教师“自由”背后的无奈
2017-09-26 22:14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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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室与培训辅导机构相比,节省了不少开支。 资料图

 

随着教育行业的逐步市场化,传统教育关系正在被重构。辞掉公办学校工作,专职给学生补课的“自由教师”群体开始日趋壮大。然而,在这一群体光鲜、自由、高收入的标签光环之下,身份定位尴尬、不具备教育培训资格、监管困难等问题始终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霾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接过学生家长递来的3000元现金,胡进(化名)麻利地从包里掏出收据单,挥笔写下——“学费,三仟元整”。

这是他辛苦了一周的课时费。

胡进不是来自于任何一家公立或私立学校,也不属于其他课外教育培训机构。

3年前,从北京市丰台区一所公立学校辞职后,这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和几个同伴一起,成立了一家自由教师工作室。

近几年,随着教育行业的逐步市场化,许多学校和培训机构内的教师纷纷选择离职“单干”。

这一批教师独立于教学机构之外,因收入高和职业相对自由,被业界称为“自由教师”,也称为“独立教师”。

而胡进,正是当前这场教育行业“个体户”运动的缩影。

他们大多独立依靠互联网教育O2O平台“招揽”生意,也有一些像胡进一样,慢慢扎堆在一起,形成一个510人联合组成的自由教师工作室。

在学校教育和培训机构之外,这些自由教师群体已逐渐成为家长与学生课外补习的新选择。

然而,随着《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的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对象已被明令限定在公办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在编在岗教师中。

这也就意味着,自由教师这一刚刚顺势而生的群体未来可能会面临失去教师资格的窘境。

 

教育也能私人定制

 

和不少自由教师一样,胡进的起点也是公立学校。

7年前,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北京市丰台区一所初中教授数学。

然而,亲戚朋友眼中的“金饭碗”却并未留住他的脚步。

“每个月累死累活,才能赚不到5000元,压力太大了!”蹉跎了4年后,2014年,胡进和身边几个教师朋友决定一起辞去工作,合伙开办一间自己的教师工作室。

工作室的地点选择在距离陶然亭地铁站不远处的一幢老式居民楼内。

楼道东、西两户的房间均被工作室所包揽,一间供几个老师备课、办公,一间被用作教室。

教室大小不过60平方米,被数块两米高的玻璃墙打成了8个小隔断。每间隔断大小不过两三平方米,靠墙摆放着几张最普通不过的课桌椅和一块小白板。

其中,最大的一间小隔断可同时容纳6人。

“我们现在一共有11名老师,涵盖了初、高中教育的几门重点学科,除了上门授课外,平时来教室补课的学生,加在一起也有近100人了。”胡进解释道。

每逢双休日,工作室的课程往往要从早排到晚。

而在周一到周五,除了给学生提供上门补课服务外,他和同事们还要花大量时间针对不同学生制定不同的课程方案。

“公立学校备课是针对知识,而工作室的备课则是针对学生。不同的学生要用不同的资料和方法,才能达到提分的效果。”胡进说,每次上课前,和学生聊聊平时的生活、近期的烦恼是课程中重要的一环。

刘蕾(化名)是胡进的“老客户”之一。

“现在给孩子找个靠谱的课外班,是我们每个家长的必修课。”女儿婷婷(化名)初一时,刘蕾在一个家教APP上认识了刚刚“单干”的胡进,“当时在网上和他聊了几次,后来又过来工作室这边试听过,觉得还挺好的”。

就这样,婷婷成为了工作室的第一批学生。

“我给孩子选辅导老师主要不是看资历,而是要适合孩子。”在刘蕾看来,胡进和工作室的其他几位老师,经常在非补习时间通过视频给孩子答疑,“这在其他大的教育培训班里是很少见的。”

“我们最主要的‘生意’来源就是家长和学生的口碑,都是口耳相传找到我们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胡进坦言,“这是和正常学校教学最不一样的地方。”

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工作室当作学校教育之外的补充。

“公立学校只能抓大放小,优生难提高,差生难追上。这个时候,课外补习就有了必要性。”杨贵东被认为是自由教师群体中“金字塔尖”的那一小部分人。

22年前,他从江苏泰州一家公立中学辞职到上海创业,开始了自己的家教生涯。

多年来,他始终过着“不是在备课就是在上课”的生活。

凭着自己一点点累积的经验,如今,杨贵东一节两小时一对一的高三数学课收费已过千元,年收入轻松超过百万,在自由教师圈中声名赫赫。

“别人都知道我收费高,但不知道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大量的时间都在为了学生备课。”在杨贵东看来,如今的自由教师群体,大多数人都有着冒险精神,也善于运用互联网手段进行教学和推销自我。“我们个性化的教学方式一定可以推动培训机构乃至整个教育行业的转型升级。”

 

打破“铁饭碗”

 

加入“自由教师”行业近3年来,胡进已经逐渐习惯以绷紧的神经来对待日常的工作与生活。

在他看来,脱离教育机构,相当于放弃了基本薪酬的保护,风险巨大。

但收入的压力,也使得他不得不专注辅导他的学生。

“风险跟机遇是并存的。”如今习惯了忙碌生活的胡进已经越来越享受自己“紧绷”的状态。

在离开学校前,他曾给自己算过一笔账:按照学校规定,完成正常教学工作量后,他一个月拿到手的薪水是3000元。此外,班主任工资会额外增加1000元。“不仅是我,我身边的老师们,每个月的待遇都差不多。”

“有的老师在圈子里已经很有名了,就因为课时量不够,每个月拿到手的薪水甚至比我还少。而那样水准的老师,外面做一场讲座,出场费都要2000元。要是再能给课外机构出一套试卷,估计价格能炒到3000元。”胡进感叹,“可在学校出一套卷子,可能只给你100元,这就是差距。”

“其实培训机构也一样。”胡进工作室的合伙人张鸣(化名)曾在北京一家著名的培训机构做过近一年的英语教师。

尽管这些培训机构本身进账不少,“但老师实际上拿的还不算多”。张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正常课外培训机构,由于资金大量砸在了广告上,同时还要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和日常房租、水电,教师只能成为利益链的最末端。“我们(教师)收入只占学费的20%左右,不比学校工资高多少,而且职业生涯‘一眼望得到头’。”

而在胡进自己的工作室里,每位课程教师一节两小时的课程收费大约在500元人民币左右。其中,授课教师可以拿到400元以上,剩下的费用作为工作室的租金和日常运营费。

“尤其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都舍得花钱参加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短短3年时间,胡进已经开始尝到了甜头。“现在我们这的老师每个月都能拿到3万到5万元工资,几乎是学校和培训机构工资的10倍。”

据《2015-2016中国基础教育白皮书》显示,课外辅导已成为家长对子女教育花费的最主要投入。城市级别越高,教育花费越多。

对于杨贵东百万年薪的收入,张鸣表示,有些工作室“精品班”的老师,大体达到了这一收入水平。

据他介绍,目前北京的补习市场,英语补课费最高可达800元每小时,数学补习最高可达500元每小时。其中一些上“大课”的老师,每节课每人收费200元,以一个班20人来计算,“一节课收入就能到4000元”。

“都是现实中人,都要面对种种生活压力,有时候一分钱真压倒英雄汉。”张鸣感叹。

而在“利益”的诱惑之外,学校集体的备课形式、僵硬的教学体制也限制了教师的教学理念。“很多时候只能按统一的备课形式上课,课堂乏味无趣,老师感觉压抑,学生也提不起兴趣。”张鸣解释道,他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学理念,选择了出来单干。

20159月,一篇名为《一个独立老师的自述》的帖子曾红遍社交网络。作者项恩炜在文章中提及,之所以选择离开体制,成为自由教师,“是感受到了未来世界的召唤”。

项恩炜相信自己的选择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也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会的热门需求。

 

互联网平台“揽活”

 

“当初准备辞职的时候,我把自己挂在互联网O2O教育平台上,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现在已经有那么多的自由教师。”胡进与张鸣便是通过一家O2O教育平台的培训相识,进而成了合作伙伴。

也正是因为互联网平台的“牵线搭桥”,平日里各自为政的自由教师才有了联合的土壤。

在胡进的手机通讯录里,已经有了北京本地100多位自由教师的联系方式,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资源库。

胡进口中的O2O教育平台也被业界俗称为“家教专车”。

补习教师会将自己的信息通过平台发布,家长、学生通过平台择师、下单,约时间地点进行补习,然后评价付费。

由于O2O教育平台的愈加便利,2013年起,诸如疯狂老师、跟谁学、轻轻家教等平台也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其中,轻轻家教的创始人刘常科也曾是“中国A股教育第一股”昂立教育的创始人。

20141226日,他从昂立教育离职,与另一位来自传统教育培训机构“精锐教育”的联合创始人胡国志一同创办“轻轻家教”。

这一平台仅在2015年的半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共1.2亿美元的四轮融资。

“借助于网络,我们可以更好地招募生源,这也客观上催生了更多的‘自由老师’。”据胡进透露,之前的自由老师或工作室,主要依靠口碑或发传单等方式招生。但近两年,“借助网络平台,自由教师有了更便利的生存环境。”

法治周末记者在登录了数家互联网O2O教育平台后发现,各平台的操作系统均大同小异:各科教师以学科为别,分门别类登记在平台上,学生家长可以根据教师简介或家长评论来选择教师。

“其实就是和淘宝一样的购买式服务,觉得老师不好可以给差评。”胡进笑着解释道。

而除了在平台跟家长及时互动,胡进还会勤快地更新平台个人页面状态,不定时地发布学生的成绩单或师生合影,进行宣传。

“传统的教育机构信息不对称,与家长接触的不是老师,而是销售。但O2O平台可以把家长和老师直接连在一起。”胡进坦言。

 

身份是否合法受质疑

 

如今胡进的微信里,已有了五六个自由教师工作室的“群”。

但近来,在一些工作室开张的信息之间,也有不少工作室发出了“求接盘”“求转让”的信息。这和教育部下发的一个文件有关。

2013815日,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发布之日起施行。

《办法》第四条规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对象为公办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在编在岗的教师(以下简称教师)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地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需要,将依法举办的民办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教师纳入定期注册范围。

这一规定意味着“自由教师”将会面临失去教师资格的窘境。

“除非我们可以在注册周期内及时找到一所学校执教,并以‘首次任教人员须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的方式获得注册资格。”提及此,胡进有些头疼。

同时,据《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被撤销教师资格的,5年内不得报名参加考试”。

这也无疑增加了“自由教师”重获教师资格的难度。

“尤其北京有些地方去年开始就已经在‘查抄’各类自由教师工作室了。”胡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有些是工作室在教室门口挂牌子被看到,有些则是因为邻居的举报。”

就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前的一个月,胡进的工作室为躲避风头,曾搬过一次家。

“没有五险一金,生源不稳定,什么都不确定,靠的就是自己的经验。没有一定的教学功底和勇气,不敢从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中出来。”胡进坦言,“现在,成功的工作室大多数还是从机构出来的精英老师办的。”

“但这些自由教师工作室普遍不具备教育培训的资质,不交税的同时,因分散、隐蔽,难以监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种情况下,新的自由教师很难受到公众的普遍信任与认同,教育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

对此,胡进表示,他为工作室注册了公司,收学费给发票,也按规缴税。这是他能为合规办学所做的所有事情了。

“民办教学在资金、场地、人员规定上的高门槛只能让我和北京城里其他成百上千的工作室望而却步。”面对如今愈加严格的审查,胡进很是无奈,“被查到只能关门大吉。”

针对目前自由教师及其工作室和互联网平台出现的问题,法治周末记者曾试图联系教育部相关部门,但其以“问题正在调查,尚不方便接受采访”为由,回绝了记者的采访。

“在自由教师兴起的当下,自由教师还算不算老师,确实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熊丙奇对此表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不管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以及在社会培训机构,任教的老师都是需要教师资格证的。

据熊丙奇介绍称,按照我国现行的教师法,自由教师的管理本来不成问题,“因为该法适用于‘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不论是做个体户,还是在线授课,都可以视为在教育机构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但在现实中,自由教师的准入门槛却比体制内的学校低得多,有的甚至没有门槛。

“原因就在于,目前对自由教师、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还处于灰色地带。”熊丙奇直言,要规范自由教师的发展,需要明确自由教师的注册、管理制度,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教育消费者的选择,把不合格的自由教师淘汰出局。   

“其实我们所求,也不过是社会和法律能给我们一个正当的身份。”结束了一天课程的胡进有些疲惫地打开电脑,5分钟后,他还需要给他的新学生在线视频答疑。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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