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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用“六经注我”的方式 开发传统文化资源
2017-09-19 20:47 作者: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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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中的刘泽华教授。资料图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

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先生是我国著名政治史家和政治思想史家,著有《中国的王权专制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等著作。前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年,他的《八十自述》出版了。该书上编记录的是他在多变时代的经历和一些小故事,下编则是其学术研究的历程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思考。此起彼伏的二重奏交相辉映,合奏出一段跌宕深沉的乐章。

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化、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作用等问题,刘泽华先生接受了《法治周末》的专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把“从道不从君”说成儒家主流,离历史事实太远

 

法治周末:你对于“道”有一个定义,“概而言之,指宇宙本根、规律、理论原则和道德准则等”。现在很多人谈起过去一个朝代的合法性时,经常用到道统、法统的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所指又比较模糊。在你看来,什么是道统?什么是法统?

刘泽华:说起朝代合法性的理论依据问题,最先西周兴起的是“天命说”,这一理论贯穿整个古代历史;其次是春秋以后兴起的“以有道代无道说”,这一理论与“天命说”相配合贯穿古代;再次是战国兴起的“五德更替说”,影响很大,但到魏晋之后此说衰落下去;第四,东汉班固提出“正统”观念,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辨析正统,以蜀为正统,以魏、吴为篡逆。“正统论”影响至今。

道统这个概念始于北宋,但直到朱熹才上升为儒家的一个核心概念。道统这个概念具有神秘性和极强的排他性。问题不在于道,诸子百家都讲道,也都主张以有道代替无道。朱熹的道统把“道”独占了,更关键的在这个“统”字上。

道统不是泛称的儒家或儒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传承,而是儒家中传承儒家“道”的特定的“圣人”“贤人”。朱熹排的道统是:“自唐虞、尧、舜、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迨于宋朝,人文相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再后就是他本人了。

 

法治周末:道统的神秘性和排他性怎么讲?

刘泽华:明清之际的费密对道统说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道统之说,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门人亦未言;百余岁后,孟轲、荀卿诸儒亦未言也……流传至南宋,遂私立道统。”

清朝的袁枚于《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中提出“道人人可得”,“后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统’字,以为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广,而忽狭之。陋矣”!

朱熹倡导的道统是按照他的标准,讲的是儒家的传承,符合他的标准的大儒才能进入道统之列。朱熹之后,儒家内部为争谁能进入道统之列,打得一塌糊涂,主要表现在谁能入孔庙陪祭。这个事情儒家内部无法解决,只有靠皇帝来决定。

由于元朝之后把朱熹倡导的理学尊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道统含有谁是儒家正统传人的意义。从意识形态角度说,道统就成为论证朝代合法性的理论之一。

 

法治周末:那么,法统又是怎么来的?

刘泽华:法统这个概念在古籍中未检索到,这个词是随着近代立宪运动的开展,而逐步形成的。

政统、治统是唐代出现的概念,讲的是政治规范、律例等。有“唐帝王政统”之说,元朝忽必烈称,“朕新即大位,肇统万机。国事实为未明,政统犹惧多阙。”治统大约出现在宋朝,与政统基本是同义语,其核心都是讲“三纲五常”。

新儒学常常把道统与政统、治统和新词法统二分,强调道统的独立性和对政统的制约性,严格说是不准确的。一是,道都归于儒家门下,这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二是,道统的“统”更狭隘,由神秘兮兮的若干人体现,与政统没有什么关系;三是,从汉武帝之后儒家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一直到宋代没有体现道统的儒者,当然也说不上道统还有什么作用,又怎么制约政统呢?

以道统确定政统是否合法,完全是儒家程朱理学的一家之言。现在诸多学者推而广之,实在太任意了,不可取。

 

法治周末:现在很多人一般都会强调历代士人“从道不从君”的一面,很多朝代也不乏以道侍君的例子。那么,中国的传统士人中,是否存在一个“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呢?

刘泽华:“从道不从君”是荀子提出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人实践了,这其中有不同的情况:一是如方孝儒、海瑞等为数不多的人,宁肯被杀头,就是不从君命;二是道不同而退隐,如东林党的一些人(其实他们不是反皇帝,而是反对阉党);三是一些假冒名节拒绝出仕,这些人多半是自抬身价,有些人很荒唐。

如果说“从道不从君”是政治、文化传统,应该说是很有限的一个小传统。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儒家是坚定的尊君论者,他们主张的“道”的核心思想就是尊君,尊君的主流是“君命无二”。撇开儒家的思想体系,孤零零地看“从道不从君”的确很了不起,但置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就形成了悖论。

其二,“天王圣明”这个词是儒家提出的,不要小看这4个字,它有覆盖性的政治、文化意义。我曾写过文章,论述了王不仅占有“道”,很多情况下王就是“道”的体现。

以明代大礼仪之争为例,明世宗嘉靖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登基后不顾礼制,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睿宗。由此引起了“大礼仪之争”。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生父只能为皇叔考,另一些人为了迎合世宗心意,上书应尊兴献王为帝。双方争论激烈,朝臣200余人跪于左顺门前表示抗争,认定不合儒家之“道”,这激怒了嘉靖,下狱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17人。按说,嘉靖是违背儒家的“道”,嘉靖颁布《明伦大典》,宣布“非天子不议礼”,他的旨意就属礼,就属道。大臣张璁的总结是:“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义,皇上一人而已。”说的多么直白,皇上就是天理人心、中正仁义的最高权威。

此外,在皇帝制度、等级制度、父家长制度等综合因素影响下,个人哪还会有“从道不从君”的勇气。现在一些学人把“从道不从君”说成是儒家的主流,离历史事实太远了。

 

中国历史进程有否“停滞性”的问题

 

法治周末:欧洲各国的君主专制时间都不算长,而中国的君主专制,从秦朝建立之后,竟然绵延两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有否“停滞性”的问题?

刘泽华:中国历史进程有否“停滞性”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是有的。中国古代创造了更多的文明,比西方要先进。但就是没有突破自身的限制,由自身走向近现代社会。没有世界先进文明的挑战,中国向近现代转型真的是个疑问。现在有人说从明末中国就进入近代社会,这种说法或许有点道理,但我要说这与近现代先进的世界文明不是一回事。

王权专制主义为什么这么长?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第一、从进入文明期,中原大地就走上王权专制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体制,即使有些其他的苗头,也都没有成型,有人说那是原始民主制的遗存;第二、占主流的社会观念起了巩固君主体制的作用。西周已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没有受到挑战。

诸子百家兴起为另辟蹊径探索体制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战国时代的客观现实是诸侯纷纷称王,使王权专制进一步强化。庄子有突破性思考,但他们寻求的出路是社会人的自然化,这对现实的王权专制构不成改造力量。农家主张君主业余化,但同样没有实践意义。其他显学争的固然很激烈,但争的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

我曾写过专文,认定秦始皇的帝王体制是先秦政治观念的集大成,可以说,以后百代都是沿着秦制做些加减而已。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形成之后既不允许对体制进行正面挑战,也没有观念再思索的客观条件。虽然无君论一直没有断线,但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窃窃私语。

就实而论,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体制上是立了大功的,所以被帝王视为维系帝王体制的命根子。一个“三纲五常”就在观念上把人们牢牢套死。所以我认为,大一统的王权专制体制和主流观念的配合,是君主专制长期化的主要原因。

 

法治周末: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仍然会继续维持君主专制体制。对于这一问题,你怎么看?

刘泽华:我大体同意这一见解。现在不少学者把中国进入近代化提到明末,明末在社会层面有些近代化的因素,但在政治体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到了清代君主专制体制依然如故,加上民族因素更强化了一步。

明清时期王权支配社会大的格局是一贯的,即使有一些社会因素在冲击王权支配社会这个格局,但力量远远不如专制王权。

 

面对丰富的传统资源不可像守护文物那样

 

法治周末:中国社会的宗法、族权制度,与王权专制主义制度具有同构性。现在,也有人认为,农村的宗法制度有温情脉脉的一面,甚至对之理想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泽华:有些人想重建宗法制度,我估计历史大势不支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人口流动加速、权益博弈的活跃、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业集约化的发展等因素,宗法制度只能走向衰退。即使有些地方还可能长期保存宗法制度,如祭祖、编写家谱等,但其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大的变化,比如,原来的族长制就难以继续,原来女性不能入家谱,现在男女都收,等等。

把宗法制度理想化恐怕是理想者复旧的理想。

 

法治周末:另一方面,儒家的理想主义一直存在,到现在也未绝迹,儒学现在就很热。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必须经过怎样的转化,才能适应于现代社会?

刘泽华:现在有许多说法,如“综合创新”“返本开新”,关键是一个“新”,借着某一个命题或一句话语说下去,固无不可,但说古代的儒家就是如此,这怎么行?“新”是已脱离了原来的儒家思想体系。

儒家作为思想资源大有用处,但无需标榜什么新儒家,我认为儒家只有古典形态,如果借古说自己,不如自己说,尤其不能改铸古典儒学,只说辅助面,把主导面抛去,那还是古典儒学吗?如果个人在生活中践履古典儒学,只能把自己变成古董。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多少可以适应于现代价值观念?

刘泽华:现在新儒家等有诸多“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的提法,对这些提法我大体上都赞同,因为他们转化出来的“新”多半具有当代价值,而这些都不是古典儒家所固有的,是他们“创造”和“开新”的成果。

我与某些新儒家的分歧在于,有些人把自己开创的“新”说成是古典儒家固有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在他们所说的“新”中,排斥其他的思想观念,这点我又不赞成,因为现在的已经多元化发展了。我们不可低估一些思想家有超越现实的超前性,但思想主体不会超越他那个时代。

古典儒学作为资源其意义无疑是很大的。没有资源的世界必然是荒漠;有资源,但如何开发和利用则全靠自己。孔子能说那么多哲言,难道我们就不能自己说吗?因为“你”就是你自己,是现代的“你”。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

刘泽华:把传统思想作为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大致是“六经注我”的方式,而“我”是主体,“我”要创新。如何开发和利用资源,说以下几点以示其概:

一是,“借题”发挥。古人提出过许多命题,我们可以借来发挥。比如,“以人为本”“民本”“法制”“法治”“调和”等,举不胜举。这些命题会伴随人类延传到永久。命题是人类高级抽象认识的一种,可以从思想整体中提取出来“借题”进行自己的开拓和发挥。“借题”是人们认识攀登的阶梯,是智慧的一个起点,是贯通古今的一种重要方式和形式,但不能把“借题”与“发挥”混为一谈。

二是,借用前人的概念。概念是认识的“结”,有“结”才能结连成网。人类认识史表明,概念在不断地创造,但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承继前人而来的,我们现在的许多概念就是来自古人。从字面上看字词可以相同,但其含义却可以修正、补充,甚至可以改造。

三是,从分析古人提出的实质性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寻求智慧和借鉴。

四是,古人在自我与超越之间的种种思索同样为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镜鉴。其中有理性、有信仰、有伦理、有术数、有巫术和幻化以及这些的综合与交叉等。低级的继承是简单拿来,高级的则要增加诸新的因素和新内容。

五是,摄取某些具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比如,对辩证法,古人论述的很多,有些高层的概括超越了当时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的思维中来。

以上说的仅仅是举例性的,如何开发和利用,还会有很多内容和方式。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现实中,面对丰富的传统资源且不可像守护文物那样,仅保持其原汁原味,更不能以旧修旧,重要的是开发和创新,因为我们是现代环境中的人。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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