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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用三十三年回答胡兰成之问
2017-09-05 22:46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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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1979年,朱天心第一次踏足京都,为了探望从台湾返回日本的胡兰成。那时,已经在台湾文学界占有一席之位的朱天心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此后,朱天心常常跟随家人、好友一同游览此地,熟悉到可以做“遥控导游”。2013年,当朱天心准备写一本关于京都的书时,距离第一次到京都,樱花已开过33次了。

《三十三年梦》不是一本游记,更像是朱天心的个人轻型回忆录。她把京都当作时间寄物胶囊,把友人寄放于此。里面有父亲朱西宁、姐姐朱天文、丈夫唐诺等家人,也有老师胡兰成,更有侯孝贤、詹宏志、张大春、丁亚民、焦雄屏、骆以军等好友。

这书整整写了33年,“最简单讲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一个台湾作家透过她的生活、诚实和价值,展现、捕捉或者想象当时台湾的一个精神面貌”。对于《三十三年梦》,朱天心如是说。

 

京都是出逃,台北是人生的战场

 

1977年,19岁的朱天心出版了《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讲述了一群17岁高中生的无忧生活。这样一部青春洋溢的小说让朱天心一举成名,出版头5年在台湾销量便达到二三十万册,而后多次再版,是台湾好几代青年的“青春圣经”。

朱天心的姐姐,同为作家、亦是导演侯孝贤御用编剧的朱天文因此称她为“印钞机”。胡兰成的欣赏更加直白:“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

当时,胡兰成把《击壤歌》比作《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大观园里不知外界世事,天真烂漫。但是胡兰成并没有把她当作小孩子一样,保护这种天真的赤诚,而是严厉地询问:你们这样人世不知,面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十六七岁,将来都会变成碌碌庸俗的平常人,二三十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谈论什么,你怎么写他们,是存其真还是假装没看到,你要怎么写后四十回?

当时的朱天心“超不服气,这八十回都还没过够,没办法去思考”。但她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也一直不敢回应。如今,朱天心在整整40年后交出了后四十回,“逃不是办法,多年后再写这些的时候,我决定保留真实,把这个当成最高的一个目标,会胜过其他的”。

朱天心将大半生的故事落在了京都,而不是伦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除去路途方便、经费的考虑,更多是因为日本人将他们的历史遗迹、文化、美术、种种建筑保持得非常好,那里使她的记忆永远都有依凭之地。

从第一次胡兰成老师带着她们在京都行走,到朱天心推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带着父母亲同行,再到后来与好朋友同行,朱天心说:“那好像是一个化石城,或者是鬼影重重的地方,我每次走在京都的地方几乎看得到自己各个阶段,我甚至好像可以看得到胡兰成穿着长袍的身影,看到还在人世的爸妈的盛年……好像每去一次,这些回忆都可以同时涌现。所以,一去再去。”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翻看书中的内容,便可发现里面真正关怀的其实是朱天心爱恨交加的台北市,“我把我个人在场的、在台湾的几十年中看到的、我想到的、我记下来的、非说不可的东西都打包好”。如同作家蒋韵在“八十年代,我们的文学回忆”沙龙上所说:“一开始读《三十三年梦》的时候,我觉得是写京都,京都好像是天心的一个储物柜,后来我读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33年写的不是一个城市,是两个城市,写的是京都和台北。如果没有台北的话,京都是没有意义的。京都是一种自由的出逃,台北是人生的战场。”

朱天心的丈夫,作家、评论家唐诺也认为,“以天心对京都的了解,若是写成旅游书一定更畅销,但是这显然不是《三十三年梦》书写的目的”。

她在台北作为外省人的遭遇,她在台北作为一个作家的感受,她在台北为弱势群体发声的经历,她在台北的朋友、甚至她在台北的猫猫狗狗,才是《三十三年梦》的核心。

 

她有一种强悍的敏感

 

在台湾,对这本书,朱天心也看到很多人的批评,他们觉得这是个恐怖的四十回,把前面的都给砸毁了。尽管她说“如果我意识到这是个回忆录,可能不会这么吃喝玩乐地写掉”,但是真实的写作应该不会因为在台湾引起的热议而改变。

朱天心说话的时候带有台湾人口音里特有的温软,谈话的时候亲切认真地望着你,温柔的样子常常迷惑众人,让人忘却这是一个个性刚烈的、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作家阿城说朱天心是阳气的,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有一种强悍的敏感。

仿佛为了坐实外界的评价,朱天心在书中毫不避讳地说,同为胡兰成学生的仙枝,好名好利;她也不介意点名台湾画家、诗人与作家蒋勋曾经听过胡兰成的易经和禅宗。对着记者提起仙枝,朱天心下定决心一般地改变了姿势,靠在椅子上仰着头说:“我觉得其实她当年就不是很认真,也不在意胡老师在意的那一块儿,所以没错,我就是帮大家打预防针,仙枝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们别去访问她了,我觉得我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私心在。”末尾的声音越变越急,轻声喊了出来。

有朋友提醒,这本书怕是要得罪很多人。也有媒体曾经问过,有当事人来找吗?朱天心答,没有音信,可能因为皆已绝交。“写下过往,对我而言是一种交代,避免和稀泥,把事情说清楚,也遂行自己的价值。”

据说,在这之前,总有热心的共同朋友,想摆桌酒席让他们一笑泯恩仇,但朱天心形容这些关系如怨偶,既然价值观相距甚远,不如就此分手。

就像朱天心一贯的写作风格,她总是扮演揭穿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她并不是唯一看到的,但是却因为个性和冲动要说出来,即使会让大家扫兴,即使会使得自己失去朋友。

 

她从来不闪,头破血流也要冲过去

 

朱天心出书的频率很低,可能好几年,甚至5年、10年才有一部新作面世,《南都一望》更是写了好多年还没有完成。

朱天心说《三十三年梦》其实是“疏压”,疏解在写《南都一望》时,人物还没有活过来,便常常着急着把自己的想法塞到人物的嘴里,“其实这是犯大忌,所以《三十三年梦》是用自己的形式把我存在、我看到、我觉得的东西打个包,放在一个寄物柜里头,就像清理战场,然后轻车简行,让《南都一望》里的该是什么人就说什么话,不是各个都是哲学家、革命家”。

另一个原因则是朱天心的女儿谢海盟,“我还不习惯说儿子,也知道不该说女儿”。谢海盟是女同性恋者,朱天心偶尔把同住一室的女儿称为室友。“我开始写的时候,盟盟跟我冷战3年。2013年年初,她跟着侯孝贤拍《聂隐娘》,在京都,我去探班。我心存侥幸,觉得在充满回忆的地方见,她可能会理我吧。但是她依然不理我,还是冷战中。回来的时候,我就决定把这些觉得很珍贵的记忆写下来。”

朱天心的写作就是这样,即使很多人都知道她在写《南都一望》,但是写不下去的时候,便坦诚“被困住了”。她说,这是“不写的自由”。

姐姐朱天文说,朱天心的《击壤歌》当年有很多少年都喜欢读,经常写信来表达崇拜之情。这情形很像现在的偶像作家。出版社也希望朱天心能够借机多写些类似的东西,但是20岁的她便有了不同的选择。“那时候我第一次清楚地说,我不要被读者绑架。即便那是很甜蜜的绑架。某方面要离开人群,离开人群才能看得清楚。置身其中,看到的是后脑勺。站在外面,能看到人群的走向。其实你观察的还是人,只是站在不同的位置。”

朱天心在书中写到:我很感激学生时代的两次获奖和30岁出头因《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而获奖,其奖金都为我换得了一份“不写的自由”。

“同样的阅人阅事,我与同一屋檐下已经写作大半辈子的父亲朱西宁以及已经早一两年开始写作的姐姐朱天文,是大不同的。父亲最宽容,姐姐也跟父亲很像,她多了一层玫瑰石粉红的滤镜。但因为年纪比较轻,她也比父亲多了一闪冷脸的剑光。而我简直是黑白判然的太极图像。”朱天心曾经如此评价一家三位写作者。

病愈不久的阿城专门赶到“八十年代,我们的文学回忆”沙龙现场,也许正像他说的,他欣赏唐诺、朱天心夫妇二人的人格和文格,不绕,“她从来不闪,头破血流也要冲过去”。

 

朱家的文学客厅

 

提起朱天心,很难绕过她的文学世家。父亲朱西宁是作家,母亲是日文翻译家刘慕沙,胡兰成是启蒙老师。姐姐朱天文被称为“写匠”、著名小说家和编剧,妹妹朱天衣也曾写作。结婚以后,她的丈夫唐诺是作家、评论家,甚至女儿海盟也爱写作。

因此,朱家也就成了许多文人写作者的聚集地。

小说家季季曾写过一篇《朱家餐厅俱乐部》描述朱家的场景。不少文友并没事先说来,想来就来。尤其是假日,朱家客厅常常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朱西宁手握烟斗与文友聊天时,慕沙就在厨房洗洗切切,不停地埋头做菜……然而文友们视他家客厅如自家客厅,视他家餐厅如自家餐厅。

有些人周日还没走,便跟着朱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奉献口袋传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朱先生怕穷学生身上没钱,事先准备好十元的钞票,一人发一张,让大家不至于伸不出手脸红。冬天天冷,便去租了棉被给这些谈论文学或者仅仅是蹭吃蹭喝的友人。

作家杨照特地为《三十三年梦》写了序言,那时候杨照也是朱家的常客。阿城在为朱天心的《古城》写序时也提到,“(朱家)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对于朱天心来说,他们整日聚集在自己家中说些什么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是看到那些人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认真地争执,甚至争执到翻脸,让年幼的朱天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来文学可以这样六亲不认,可以让这么好的朋友,这样吵到后来交恶、绝交,原来文学是一个这么激烈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很优美、斯文、风花雪月的事”。

朱天心和朱天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创办了“三三集刊”,朱家的客厅又成了这批年轻人的俱乐部。

一家子作家,朱天心认为并非血缘,而是家中的环境。从小她们就看到父亲最重要的时间、心力、精神都在念文学。朱西宁白天有工作,晚上才有一点点时间,所以半夜她们去上厕所,永远看到他在伏案写东西,他的黄金盛年是这样的,他离世前还是这样。

而更重要的是,父母没有限制,对孩子敞开书柜。父母从来没有鼓励或反对她看哪种书,全让她自己去尝试和摸索。年幼的朱天心不仅看琼瑶、张爱玲、白先勇,也看《洛丽塔》。当12岁的她说自己也能写出《洛丽塔》的时候,父母也没有问她到底看懂了什么。

而胡兰成即使到了日本,也还是会常常写信给朱家姐妹,关注、点评她们的作品,希望她们有更大的关怀,不只关注文学,也不只以文学的方式。

正是如此,朱天心才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而是更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和勇气。


责任编辑: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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