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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中的时代图景
2017-08-08 20:18 作者:冯华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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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

作者:涂子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资料图。

 

冯华

大数据浪潮,汹涌来袭。可以说,现今的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当我们浏览电影、音乐网站时,系统会根据我们的观影记录推荐我们或许感兴趣的影片、歌曲;当我们网购时,系统会自动向我们推荐此前购买过的同类商品;甚至我们的分享经济、共享单车等都离不开大数据……总之,大数据的价值体现在当前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是全面的。

美国有句谚语叫“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不管我们是否想到或注意到,我们已经陷入一张数据采集的罗网。这张网的覆盖面之广不但我们绝对难以想象,而且通过分析我们个人数据所得出的报告可能比我们还要了解我们自己。

毫无疑问,大数据作为新一轮信息战的主角,将创造无限商机,既便利又关涉、危及着每个人的生活。学者涂子沛的《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正是以信息化为背景,向人们讲述尊严的生活需要“大数据”。虽然作者主要写的是美国的“大数据”历程,但作者的落脚点在于“叫醒中国”。

 

大数据创造时代的根本价值

 

何谓大数据?简单理解就是超大量的数据。大数据指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管理和分析的大容量数据,一般以“太字节”为单位。“大数据”之“大”,并不仅仅在于“容量之大”,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海量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

大数据是基础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大数据是这一时代的特征,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引擎。世界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巨变。新一轮产业革命,本质上是智能革命(包括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等),而智能革命的基础是信息化,大数据是根本。

没有大数据对客观事物全面、快速、真实、准确的信息反馈,任何智能设备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智能。归根到底,新一轮产业革命是“大数据的革命”。基于信息技术对数据价值的挖掘,“智能制造”进一步向系统化、集成化纵深发展,商业机构对个人和市场定制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成为商业竞争的基本模式。当然,“在变动的时代,能终身学习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具有应变的韧性”。所以,在未来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并不是最强或最具才智的人,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人。

大数据开放的商机在哪里?在大数据时代,人的行为都以数据形式存在。这里面就有很多商机。通过研究消费者习惯,可以找到很多市场商机。就算在企业运营中,优化才能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优化就要基于数据。产品也离不开数据,产品质量控制就是以数据为支持的。大数据最根本的,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知识时代的特点就是信息和数据的整合产生新的价值。

当然,涂子沛在《大数据》中主要描绘了美国走过的开放创新历程。全书讲述了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奥巴马建设“前所未有的开放政府”的雄心、公共财政透明的曲折、《数据质量法》背后的隐情、全民医改法案的波澜、数据开放运动的全球兴起以及云计算、社交媒体与下一代互联网的未来图景等。

这一番细解揭示了大数据在美国社会的基础性价值,展现了数据创新给政府、社会、经济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变革。美国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以及各种福利的保障,都和对数据的创造性应用密切相关。而这对已经步入信息时代的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

 

大数据中的“文化乡愁”

 

美国的数据化历程是作者写作的主题,但作者又处处反观中国当下的现实,表达着作者的“中国乡愁”。作者“按捺不住,要絮叨几句我们中国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所处的位置”。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互联网大国、手机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数据大国”。

这从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胡适对中国人“凡事差不多、凡事只讲大致如此”的习惯和作风深感忧虑。1919年,他写下著名的《差不多先生传》,活灵活现地白描了中国人取道中庸、不肯认真、拒绝精准的庸碌形象。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中国人缺乏“数据精神”的根源作了剖析,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学问——理学或道学当中,一直都分不清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的区别。这两个“理”混沌不分的结果,是中国人倾向于粗略的主观定性、排斥精确的客观定量,从而养成了重形象、重概括、轻逻辑、轻数据的文化习惯。

这种文化习惯,使中国人长期沉浸在含蓄、模糊的审美意识当中,凡事只能在美术化的角度来印证,满足于基于相似的“模糊联想”,最终将表象上的相似,当做本质上的相同。

对此,作者将之总结为“国民性”的一部分:“归根到底,中国人对数据的漠视,缘于一种文化上的缺欠:随意、盲目、不求甚解、理性不足。”

这也许就是史学家、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讲座教授许倬云对涂子沛所作的工作高度评价的缘故。许倬云说:“我们要对涂子沛先生致敬与致谢,因为他为华文世界提出一个重要的话题。”

作者发现,和美国相比,中国拥有数据量的绝对值较小。客观上,一个数据帝国的建成,以美国为例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业务管理的数据;二是民意社情的数据;三是物理环境的数据。当然,这三种数据的积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积累才能显示出效果。

中国在这些方面起步很晚,三种数据的采集都是从进入21世纪开始的。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拥有的数据量较小。但作者在认真考察了诸多因素之后发现,“中国缺乏的不是可供收集的数据,也不是收集数据的手段,而是收集数据的意识”。

这也是作者要批判的“国民性”之一,“中国人数据意识的淡薄,由来已久,甚至可以称之为国民性的一部分”。这在书中也完整地构成了作者大数据里的“文化乡愁”,也是作者的忧虑:中国人确实缺乏“用数据来说话”的素养。所以,大数据的问题,急需引起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重视。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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