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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如何利用图书赢得“二战”
2017-07-11 20:17 作者:思郁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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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躺在床上养伤时阅读的士兵。 资料图

 

思郁

书籍也可以成为战争武器的观点,是在“二战”中逐渐得到认可的。这场战争不仅发生在战场上,还对后方的城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包括其中的图书业。

 

战争为出版创作了机会

 

最直接的例证是1940年到1941年间,纳粹空军轰炸英国伦敦时,把很多炸弹投到了出版社和图书经销商的仓库,至少20家出版社的库存遭到了焚毁,数百万册图书毁于纳粹的轰炸行动。虽然没有证据证明纳粹空军将图书仓库作为直接袭击目标,美国军方为了鼓舞士气,在制作的宣传册上断言,希特勒轰炸伦敦图书仓库是为了销毁数以百万计的图书,因为“他知道图书是反击他的武器”。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一次后来的反击,1943年和1944年之间,盟军几次轰炸莱比锡这个历史上德国出版业的中心城市,摧毁了出版社、仓库、书店和图书馆,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出版社遭到了严重破坏。这种轰炸无论是有意反击,还是战争的附带损害,都不值得任何一方出版人欣慰。

但战争为出版人创造了新的销售机会,他们尤其集中精力向士兵训练营营销他们的产品,将单行本直接销售给士兵,也批量销售给部队营地的图书馆。这种行为并不单纯是一种商业行为,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自发行动。原因就是:图书也可以成为战争中的武器。

“图书是思想战争的武器”这个口号,最早是美国诺顿出版公司的总裁威廉·沃德·诺顿,伙同其他出版界的大佬成立战时图书协会(1942年3月)时提出来的。在诺顿看来,像《我的奋斗》这样的书,教唆一个民族去焚烧那些让人们的心灵拥有自由的图书,恰恰证明了书籍具有一种极其广泛的影响力量。

这个观点经过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声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罗斯福在1942年4月发表了一篇声明,宣称在为自由而战中,图书发挥了最核心的作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知道,图书便是武器。”

 

美国军人难忘的“军供版”图书

 

战时图书协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团结出版人,向希特勒焚书的行为作出回应,为战争中那些渴望阅读的士兵提供精神抚慰。这个协会的基本职责是推动阅读,确认那些内容严肃的书籍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以及鼓励阅读群体的建立。

“军供版”图书的出版是战时图书协会为战争作出的最成功的贡献。早在“军供版”图书出版之前,为了满足那些远离家乡,深陷战争漩涡的士兵们的精神需求,美国军部与出版人曾经发起过一场胜利图书运动,号召大众为士兵捐赠图书1000万册。实践证明,虽然从数额上看,捐赠目标基本完成,但从结果上,这些捐赠的图书又无法满足士兵们的需要。

《当图书进入战争》这本书就是讲述美国“军供版”图书的出版故事。这本书的附录中收录了两份书单,附录一是一份遭纳粹查禁的部分作家名单,其中有海明威、左拉、托马斯·曼、马克思、托洛茨基等。在“二战”期间,有一万多名作家的书在德国和德占区遭到查禁,纳粹焚书运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盟军在逐渐收复城市的过程中,同样以“军供版”图书散发到各个地区,在精神和思想上为那些被禁锢的头脑重新开启心智。

书中的附录二是“二战”中发行的“军供版”图书的总目录。从1943年秋天到1947年秋天,“军供版”图书一共发行了1322种,共计1.2亿余册。这些图书都出售给了美国陆军和海军,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部队也要求提供“军供版”图书,基本上这些讲英语的部队都能读到这些图书。像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棵树》等文学作品一跃成为了战争时期现象级的畅销书。

借用当时《时代周刊》的观察,“图书阅读和图书购买超越知识分子的范围,变成了全美国受教育民众的巨大的贸易”。图书不再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它们已经成为了普遍的消遣和民主的恰当象征。

而且从“军供版”图书对士兵的强大影响力可以看出,他们培养出了新的一代阅读者。这些士兵在战后依然对这些“军供版”图书念念不忘,这些图书见证了他们炮火纷飞的岁月,帮助他们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对亲人的想念、对空虚无聊的生活的消遣以及给他们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支持:“从图书中,士兵可以获得勇敢、希望、决心、自我人格感以及其他特质,从而填补了战争带来的心理空虚。”

 

图书在文化“冷战”中的作用

 

利用图书赢得一场战争,仅仅只是开始。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战后,如何让图书的宣传作用发挥到极致:比如对敌人进行安抚和再教育,对那些被洗脑和蒙蔽的普通民众进行去魅、启蒙和教化,满足那些被占领区的人们的精神渴求。

1943年年末,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丽贝卡·韦斯特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了被解放的欧洲之图书》的文章,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出版人和高级官员都转载阅读了这篇文章。文章中说,那些被奴役的人们对图书感到饥渴,他们会需要很多图书:“需要教育年轻人的书,需要重新培训医师的书,需要为建筑师和工程师准备的讲述战时科技进步的书。”

她还强调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快地将它们发送到被占领的国家,因为“第一批被发送到被解放国家的图书将有优势在以前从未读过书的年轻读者的纯洁心智上烙上最深的印象,也会在已经忘记他们曾经读过什么书的年长者被战争击昏的心智上烙上最深刻的印象”。

当年,美国在沦陷后的法国发动了一场“图书战争”。美国的战时新闻局是专门负责海外图书出版计划的部门,它让那些在纽约有运营点的法语出版社推荐书目,推荐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展示美国思想和民主的作品。战时新闻局一旦批准这些书目,就与出版社签订合约,购买一定数量的书目在法国出版。出版社将负责签订版权合同,负责找人翻译,安排印刷等。

换句话说,战时新闻局只负责选择书目和确保翻译的准确,他们并不出面,只是暗中提供资金和书目。进行实际操作的是那些法国沦陷之后、流亡在纽约的法语出版社,他们负责将这些图书印刷出版,并在解放法国之后,投放到法国的图书市场。其他占领区也都采用这种代理模式进行。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冷战”中,中央情报局几乎以同样秘密的方式——利用众多掩护组织和虚假的基金会,花费了无以计数的金钱,资助杂志和图书出版项目。“冷战”中的中中央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战时图书协会一样,都同样重视书籍在一场战争中的巨大影响力量。

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负责人写到:“书籍同所有其他宣传媒体不同,因为一本书就可以使读者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很大变化,这是任何其他单一媒体所不及的,所以要把书籍当作长期战略宣传最重要的武器。”

“冷战”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制定了秘密的图书出版计划,并确定以下这些目标:“通过秘密资助外国出版社或图书销售商,在海外出版或发行书籍而不暴露美国插手其事。出版图书不应与美国政府有任何公开的联系以免受到‘污染’,对于立场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图书是出于行动的需要,不要顾及商业上是否有利可图……”

图书可以成为武器,无论是在“二战”战场中,还是在文化冷战中,图书的出版和传播绝非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在任何一种文化语境中,书籍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用于摧毁也可以用于建设,既可以用于攻击也可以用于防御,既可以行邪恶之事也可以推崇崇高之事。

一场关于图书的战争,也是文学与政治的贴面舞和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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