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历史 >
《那桐日记》:清末宰相的私生活
2017-06-27 20:44 作者:王鸿莉 来源:法治周末

111.png
晚年那桐。  资料图

 

王鸿莉

清朝无宰相一职,但世人仍然习惯将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掌实权者称为“相”。而有清一代,最后一位为人熟知的满洲权相是“那相”那桐。

虽被称为“那相”,可那桐并不姓“那”。满人有称名不举姓的习俗,“那桐”两个字是他的名,姓为叶赫那拉氏。那桐是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清末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弼德院顾问大臣,不久因中风辞官引退。清帝逊位后,他长期寓居青岛、天津等地,直至1925年去世。

庚子之后,那桐位高权重,在满洲人中,地位几乎仅次于庆亲王奕劻(后摄政王载沣等满洲贵族少壮派异军突起,他的权势才稍退)。他还是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其他二位为端方与荣庆),写得一手好字,手书的“清华园”三字,至今仍高悬于清华大学的门上。

但这样一名重要历史人物,却长期被史家忽视,原因之一是缺乏翔实史料。那桐本人无文集行世,一手史料仅存照片、信件、日记、谱单和奏折,其中最重要的是日记。他的日记始于光绪十六年,止于民国十四年(1925),长达36年。民国元年(1912)前的日记,都由其亲笔书写,后因中风,右臂瘫痪,改为口述,由他人记录。除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宣统元年五月十三日的一册因故遗失之外,其他均保存完好,但因藏于后人之手,不为外界知悉。直到《那桐日记》被整理出版,世人才得以洞悉这名清末重臣的私生活世界。

 

壮年自励,庚子崛起

 

清代满人在出仕上有特权,倍受优待,但那桐之所以官居高位,历任要职,也不全凭家族关系。那桐父亲在咸丰时因牵扯科场案被查办,家境败落,所以他早年过得不算如意,主要仰仗叔父铭安,据说有时甚至生活拮据。尽管如此,那桐很有进取心,不断勉励自己奋发图强。光绪十六年元旦,那桐开始仿效叔父铭安写日记,希望借助写日记修身养性,警醒自我:“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批览,如在目前。吾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这一年,那桐34岁,在户部山东司任主事兼钱法堂主事,正六品,只是一名普通的小京官。

那桐的勤勉刻苦,最终被上司翁同龢赏识。光绪二十二年,经翁的推荐,那桐被任命为银库郎中,迈出了仕途上最重要的一步。银库郎中相当于国库管家,向由满人充任,乃是肥缺。出任这一职位以后,那桐赢得了更多跟当朝高官交往的机会和资本,得到了荣禄、庆亲王奕劻等人的赏识,从而继续升迁。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时期,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外逃,那桐留守危城,经历了列强侵占北京之艰难时期。据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廿一日,北京城“是夜火光四起,枪炮不断,动魄惊心,夜不成寐”,次日他与家人再聚,得知“全家几殉国,相见悲喜交集,同庆再生”。他曾致信大臣吕海寰这样谈论当时的生活:“弟居近东华,被劫最早。房屋占据,财物一空。七月二十二日,全眷逃至东四牌楼北,舍亲诚玉茹处寄居就食,孟冬始得移回。一家三十余口,无衣无食,全恃告贷。而视友中亦无不被抢者,周转殊非易易。枯窘至此,为生平末见题目,可笑、可怜。”可见处境之艰危。

但那桐坚持工作,特别是“联军入城以后,纠合同人,倡议和局”,后积极辅佐李鸿章办理议和事宜。随后,又被派往日本向天皇谢罪。他在庚子事变时期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慈禧及李鸿章等的认可,被视为可靠的能臣,地位继续跃升,继任外务部左侍郎、会办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等职,1909年任军机大臣,1911年又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正所谓:“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时也。”

 

流水帐中的高官世界

 

那桐在日记中极少直接记录或点评朝廷政治,记录的完全是自己的私人生活点滴;即使是私人生活,也是记事性质,只是简单罗列自己上班、会友、吃饭、看戏的条目。日记绝不啰嗦,一日日记一般三四十字,就是记录每日几点去当值,几点会了友之类。偶有较多感慨也是这顿饭甚为美味、这出戏甚好、这里风景甚妙之类,极少涉及朝政。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更适合从“私生活”角度阅读的日记。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桐之“富”。那桐颇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为晚清比较富裕的高官;而且他治家有方、经营有术,清廷覆灭以后,有多少“铁帽子王”的后裔靠典当度日,那桐及其后代却能在那家花园里悠游度日。他最重要的经济事务,一是开当铺,二是购置房产。这些事务在《那桐日记》中都有异常丰富的披露。当时清代皇族及高官纷纷在京城开当铺,原因是当铺税收少,获利丰。

那桐出任银库郎中后没多久,也开始经营当铺,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才过一年,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又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统计市松(江银)七万二千余金”。可见生意顺遂,一本万利。既掌管国家府库,又擅长私家投资,那桐很快有了小金库,过上了有滋有味的小日子。

他首先大兴土木,一掷千金,于今王府井大街与东四之间的金鱼胡同营建豪宅,即著名的“那家花园”。该宅邸占地近两万平方米,中有祠堂、戏楼等各类建筑,琳琅满目,鼎盛时期几乎占了半条胡同。“那家花园”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重要的政治、交际场所,清末时这里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初时又招待了孙中山北上一行,孙中山还在此处发表过著名演讲,再后来北洋系的政府高官如段祺瑞、冯国璋等多借用此地宴客。那桐这种热衷置办房产的投资爱好,即使放在当代北京,也毫不过时。

其次是沉迷饮宴,热衷看戏。时人传说:“那桐善饭,非佳肴不适口,每食必具参翅等数簋,啖之立尽。其庖人月领菜费至六七百金之多。”由此可见花费之巨。

如同清末的许多高官,那桐是戏迷,非常热衷捧角。据说有一次,庆亲王奕劻在家中为福晋祝寿办堂会,名伶谭鑫培应邀献艺。庆亲王跟他商量:“谭老板,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谭鑫培说:“行啊,但得有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身为军机大臣的那桐一听,马上双膝跪地说:“请谭老板赏脸。”于是谭鑫培就唱了“双出”。此事或非虚构,据日记,他和谭鑫培关系很好,交往密切。谭氏病逝后,他还在日记里惋惜说“失一角色可惜也”。那桐退出政坛后,寓居天津,经常带家人到处看戏,跑遍了津门的戏楼。

还有赏玩洋货。那桐虽嗜京剧,却非保守官僚,恰恰相反,他很喜欢洋货。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他到天津游玩,“在法租界踏月游洋货店,洋楼林立,灯火辉映,与星斗争光,俨然一幅洋画,恍如身在太西”,“至英法租界,往来驰骋,道平如砥,车行若飞,眼界胸襟为之一畅”,由是感慨“此行仅三日,行程五百余里,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诚为壮游”。那桐见识到西洋器物之精妙以后,从此着了迷,汽车、电话等洋货很快进入日记。当时洋货为奢侈品,他的花费之大可想而知。

有意思的是,从日记里还可看出那桐思想的逐渐西化过程。比如,他退隐天津以后,在天津租界营建住宅,专门在瑞记洋行上了保险,“计大楼保行化银三万两,小房等保行化银一万两,每年西历二月二十号应交瑞记行化银二百五十两,收有洋文保险单二纸”(19132)。从赏玩洋货到接受欧美保险业制度,由此可见其思想之发展。

从日记看,那桐一直非常注意打理私人事务,从经营产业,到交游亲友同僚,再到参加各类节庆,即使在国家危机之时也很少中断。他特别注意经营自己的人脉,逢年过节常与同僚聚餐游乐,既跟亲王和贝勒来往,也跟维新人士、帝党人士(如翁同龢、张荫桓等)、封疆大吏(如袁世凯、徐世昌等)等保持良好关系。他为人开朗,待人温和,也尊重师长,珍惜旧谊,很少在日记贬损同僚。这为他经营人脉提供了性格保障。

有学者专门研究过他与座师安维峻的交谊。安维峻(1854-1925),甘肃秦安人,为那桐的座师,两人为师生关系,所以他在日记里尊称对方为“安老夫子”。光绪十九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惨败,身为御史的安维峻上《请诛李鸿章疏》,激怒慈禧,被谪戍军台,轰动天下。那桐闻讯,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到安老师处看视,昨日上书革职发军台,穷苦可怜,余赠其二百金以为程仪”。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又托人转交安维峻“信一封,京松一百两”。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又“汇洋三百元”。由此可见,他待师之诚,数十年如一日。

正因这般性情,也因他常年不懈地营建人脉,那桐建起了一个深厚的私人关系网,所以帝制结束以后,他仍跟许多北洋政府的高官保持良好交谊,平稳度过了政权更迭的冲击。比如,他跟袁世凯交情就不错。光绪三十一年七月,那桐到天津查看厂部新建造币局,袁世凯隆重欢迎,晚饭后还安排他听小戏,他在日记里记录说:“若小桃、恩小峰、小蓝、英四、杜三麻子皆绝妙之品。”如非他于1912年突然中风,他未必不会在袁世凯主政的民国政府中继续任职。

 

“小日子”背后的“大变局”

 

读《那桐日记》,很少感受到时局的危急、政权的更迭,很难体会到所谓沉痛的“遗民”情怀,仿佛不管时局如何变幻,那家花园里依旧戏照唱、局不断。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大事,他都在场;但除了庚子事变之外,这些重大事件似乎很少惊扰他,他很少在日记上发表见解,仿若他根本不在场。

在这繁华锦绣、热闹迭出的私生活同时,这位“太平宰相”从政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折起伏的一个节点,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这“大变局”之“重”不可能不在那桐滋润的小日子之“轻”中投下种种阴影。只是这些阴影被那桐精心掩盖,藏在种种细节里,容易被忽略,但如果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窥见“大变局”的蛛丝马迹,洞察那桐的内心隐微。

比如,1912年,清帝逊位后,那桐在日记中写道——“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通告,改书阳历”,不再标注清代年号,不见悲戚。从这个细节可看出,那桐对清廷并无善耆、铁良之类满人的绝对忠诚感,袁世凯是他追随和合作的伙伴。

还有一个戏剧性的细节是,1917年张勋带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之时,那桐身在天津,“接到北京电报,清帝宣统已经复辟矣”,又改用阴历记日记,11天后,他得知张勋复辟失败,“取消帝制”,“张军败逃”,又改用阳历写日记,还提及“知(北京)宅中尚无损失”。从这个细节则可看出,对于那桐,最关心的不是帝制或者共和制的兴废,而是个人财产的损失,他对于清廷的忠诚度已经衰竭了。而综合种种细节,甚至可以推断——那桐早就意识到清廷的覆灭不可避免,并放弃了与之俱沉的打算。


责任编辑:
    当前1/1页   

  • 中央媒体 合作媒体 地方媒体 政法网群
    中国长安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法制网 新华网 人民网 中国网 光明网 中青网
    联系我们 诚聘英才 广告征订 本站公告 法律声明
    中 国
    互联网协会
    中国文明网
    传播文明
    工业和信息
    化部备案
    不良信息
    举报中心
    北京网络
    行业协会
    网络110
    报警服务
    无限互联网
    业自律同盟
    北京文化市
    场举报热线

    版权所有 Copyrights © 2014-2016 www.legalweekly.cn ALL RIGHTS Reserved 《法治周末》

    技术支持:川程在线   建议使用IE6以上1024*768分辨率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