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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 无法摆脱钱端升的磁场
2017-06-06 21:00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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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钱端升在北京西城区寓所庭院内审阅文稿。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的综合科研楼里,65周年校庆日前夕开馆的钱端升纪念馆迎接着前来参观的人群。从纪念馆开始筹备至今,也已经十年有余。在展览馆里,由学校档案馆工作人员、钱端升先生的家属一起整理的馆藏资料,展示着钱端升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一座几经打磨的钱端升塑像栩栩如生,身后的屏风,写着他终其一生追求的真理:我珍惜我的祖国,甚于珍惜我的灵魂;学者,我唯一之希望也;不侵吞不贿赂不容恶不嫉贤……

钱端升生于1900年。他那90年的人生,跨越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探索民族自强与国家独立的社会变革时期,钱端升始终践行着作为教师、学者、知识分子的信念。

由《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陈夏红主编的《钱端升全集》,也在516日校庆日当天首发。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称,钱端升以教书为生,以教书为业,是不做大官却立志做大事和大学问的“人师”,而《钱端升全集》和钱端升纪念馆,无疑是中国政法大学65周年校庆最好的礼物。

对于陈夏红来说,研究民国法政人物是兴趣,而研究钱端升则是他由来已久的梦想。这不仅因为钱端升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更因为就20世纪的中国法政人物来说,无论是早年的教育背景、中年以前的学术成绩还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论及标本性意义,能够出钱端升之右者,可以说凤毛麟角。

陈夏红指出,钱端升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法政学者的最佳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人生经验与智慧,研究20世纪知识分子尤其是法政学者与时代的关系,或者通过个人经历观察中国的20世纪,钱端升都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

 

钱端升可以说是其中最大的公约数

 

法治周末:2006年,你就在新浪博客“陈夏红的广播站”中发布了编辑《钱端升全集》的计划。当时是怎样的机缘让你有这个想法?

陈夏红:其实打算编《钱端升全集》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我研究法律人物,最早关注的是杨兆龙,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转而开始关注钱端升。大概从2005年前后,就开始搜集钱端升的各种资料,编《钱端升全集》的想法,应该也是在那前后产生的。在发博客之前,其实我一直在努力;当时博客上发《钱端升全集》目录时,已经比较成熟了。

 

法治周末:你是如何对研究钱端升产生兴趣的?

陈夏红:钱端升是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我又在继任北京政法学院的中国政法大学学习、工作,骨子里面还是有那种对于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其实开始没有想太多,就一腔热血,凭着很纯朴的热情去找资料、做整理。

在我其他与法律人相关的作品中,钱端升是其中最大的公约数,几乎每部书中都多多少少有所涉及。可以说,我的法律人物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东一榔头、西一杠子,但实际上似乎围绕钱端升先生,转了一个大圈。钱端升先生就是圆心。除了计划中的钱端升评传外,将来或许还会有其他法律人物的研究,但我估计还是不会摆脱钱端升的磁场。

 

法治周末:我注意到,《钱端升全集》函套里,不仅包括钱老生前的著作、文章,还有两本你编撰的《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这个是如何设置的?

陈夏红:是的,《钱端升全集》的函套里,包括两本我编撰的《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按理说,《钱端升全集》是钱端升的作品,而《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是我的作品,应该分头出版才对。但当时我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时,为了提高申请成功率,把《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也放在“钱端升全集”这一大项目中。所以最后只能把《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放在《钱端升全集》函套里出版。

这次出版《钱端升全集》,我认为亮点之一,就是我编撰的《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

当年,我受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启发,一直将年谱长编视为研究人物史的最佳方式之一。关于《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我在2006年的时候已经做了一部分的工作,那时候约有60多万字。在这次出版以前,我又连续几个月夜以继日工作,增加了不少内容,达到了85万字。

目前编撰主要依据是各种公开出版、发表的文献,包括吴宓、胡适、朱自清等人的日记、书信,也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涉及钱端升的报道,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已整理出版的校史档案。我设法通过各种资料,尽可能复原他的每一天。

但这部《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还是留下很大的遗憾。一方面,因为时间限制,我手头已经搜集到的不少资料,依旧未能编辑进去,就我手头现在搜集到的资料而言,完全可以支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篇幅大幅度扩充,我觉得扩充到150万字应该问题不大;另一方面,出版社在付印前夕,不顾我的反对,删掉了一些批判钱端升的资料。我一直认为,年谱长编和其他文体不一样,贵在客观、真实,人为地删减是对历史的一种践踏,甚至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帮凶。这是让我失望的。

可以说,《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是带着遗憾面世的。如果将来还有出版《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的机会,我想继续依据手头的资料,充实相关内容,最终使得这套《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呈现,甚至有机会成为年谱编撰的经典。

 

用他的学术知识去为这个社会服务

 

法治周末:经过超过十年资料的搜集、研究和思考,你眼中的钱端升是什么样子的?

陈夏红:每个人都有复杂性,对于越熟悉的人,越很难用简单的词语去描述,我只能大概谈谈印象。整体来说,钱端升给我的印象,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勤奋博学。钱端升在他有限的学术生涯中,确实很勤奋。在他40岁以前,他已经完成了人生中绝大部分重要的学术著作,而且还参与了很多报刊政论的写作。从《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到他的博士论文,钱端升参考了非常多的资料,涉及好几种语言。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来,相关文献他都很细地读过。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有那么多的成果,而且还维持高水平,个人的聪慧自不待言,但勤奋肯定是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世界眼光。钱端升的眼界非常开阔,早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就选了议会委员会的比较研究这一高难度题目。即便回国后,钱端升依旧关注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在“二战”后期曾专门撰文描述“战后世界的改造”。钱端升能够超越藩篱,胸怀世界,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钱端升终其一生,始终保持对学术、对真理的信仰,不人云亦云,在学术观点上不轻易向任何势力低头,哪怕是面对国民党的机关枪也是如此。并不是大家说民主好他就唱民主赞歌,大家说法治好就唱法治赞歌。他始终是很客观、理性、务实的态度,用他的学术知识去为社会服务,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留意的。

第四,清白的人格。钱端升在一系列运动中,都做过检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除了在检讨中不得不自我批判或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胡适、蔡元培等不足以带来伤害的“公敌”外,目前就我看到的资料,他很少在私下检举、揭发别人,对于伤害过自己的学生和同事,也能够一笑置之。这种清白的人格和胸怀,极为难得。

 

法治周末:你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钱端升全集》,你认为这部全集出版的意义是什么?

陈夏红:从纪念意义的角度来说,钱端升毕竟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他的作品能够集结出版,把他的学术精华集中展示,是对他最为隆重的纪念。

另外,编辑《钱端升全集》也会有导向作用。目前为止,比如文学、历史等非法学领域,已经有很多出全集的学者大家,但是在政治学、法学领域却从来没有学者出版全集,这是很遗憾的。这次出版《钱端升全集》,应该是政治学、法学界学者中第一个全集,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法政学人全集被陆续推出。

从现实意义来说,我觉得钱端升的学术思想还是很深邃的,有一些很有前瞻性,对今天依然有很多启迪。比如,他在1943年写过一本《战后世界的改造》的小册子,对于战争结束后的诸多问题,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做了精细的设计,像他的这种想法、思路,还可以被再度挖掘出来。

钱端升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学者。这么多年来,中国政法大学慢慢意识到钱端升的价值,从钱端升像,到端升楼、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再到这次的钱端升纪念馆,可以说越来越重视。这次我编辑出版《钱端升全集》,尽管只是我个人的行为,但依旧可以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发掘钱端升的一部分。或许在将来,中国政法大学能够开创一个“钱端升学”,专门研究钱端升的学术思想,就像方兴未艾的胡适学、陈寅恪学一样。

 

开创一个以法律人物为核心的学派

 

法治周末:在此之前你曾经出版过《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等作品,你是如何关注到这个群体的?

陈夏红:我最早关注民国法学家群体,应该是受《南方周末》那篇《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的报道所启发。再加上我上大学期间做校报记者,已经采访过王名扬、江平等法学泰斗,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民国时期法律人的人生经历挖掘出来,应该非常有意思,所以就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热情去做了。

这个过程就像破案和探险,一开始或许是一头雾水,一点眉目都没有,但是随着长时间深入的研究,研究对象的形象就会越来越清晰,那种乐趣、成就感,非亲身感受,难以尽述。就像钱端升,随着我不停地收集资料、消化资料,不停地拓展对他的关注范围,他的形象便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清晰。

 

法治周末:相对于文史领域的学者大家,公众对于法律人物的关注好像并不是太多?

陈夏红:公众关注的知识分子,更多偏向文史领域,像陈寅恪、钱钟书、杨绛、徐志摩、梁思成等。大众所感兴趣,也不全是他们的作品,更多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传奇,甚至很多时候还有一点点八卦。而像法学这样专业性极强的领域,相关学者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做好自己的学术就好,没必要跟大众、跟媒体太过接近。专业知识分子应该去做专业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可以通过自己的学术智慧推进社会的进步,但至于是不是一定要让大众知道你,我觉得没多大必要。

 

法治周末:研究这些并不为大众深知的人物,应该从什么角度进行,才能体现出他们在当时和当下的意义?

陈夏红:我觉得首先是学术。没有学术支撑,我们只能通过他们命运的悲剧性、传奇性去打动人,这个就太难了,也可能会使得人物研究娱乐化。我们首先要把他们学术思想整理清楚,除整理出版外,更要去研读,要跟国内外同行比较,最终确定其在学术版图中的位置。

从法律史的角度来说,人物史是很好的切入点。传统的法律史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制度史、思想史的层面,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看不到人物的活动、人物与社会的互动、人物的喜怒哀乐,研究的结果也缺乏趣味性。这方面台湾地区、美国等许多地方,做得比我们好,人物传记、作品集、口述历史等都十分精细。当然,就中国内地而言,过去十年也已进步很多。

2006年我写《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时,国内研究法律人物的成果,只有包括李贵连先生的《沈家本传》在内等凤毛麟角的作品。而现在这种研究群体、成果已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年轻一代的学者完全可

能开创出新的学术领域,我对此十分乐观。

 

法治周末:对你来说,做这类人物研究的困难主要是什么?

陈夏红:我觉得早年比较困难是没钱,现在比较困难是没时间。到目前为止,我搜集钱端升及其他法律人物的资料,所有费用都只能靠自己承担。比如我托人从哈佛大学复印钱端升的博士论文,四五百页,花了近千美元,相当于当时我两三个月的工资。还有我这几年去各地档案馆寻找资料,各种费用都是自己承担。这都是需要直接面对的困难。

我常常跟别人开玩笑说,《钱端升全集》可能会是我法律人物研究的一个休止符,以后我要好好写论文。但玩笑归玩笑,我内心还是留在民国法律人的世界中。我希望将来在不那么窘迫的时候,能够继续从从容容地修订完善《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写一本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钱端升评传》。这些工作究竟啥时候完成,我也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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