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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7-05-09 21:38 作者: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赵瀚文 来源:法治周末

 

 原题: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要实现三个结构转型

 

专家们表示,中国是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目前我国经济总体量虽然位于世界排行第二位,但是人均GDP排行却属于倒数。如何能够掌握好现有局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赵瀚文

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读与应对的讨论持续不断,一度异常激烈。“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道坎,在复杂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下如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特别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从供给侧发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走出一条“跨越之路”。

57,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每经智库、中信出版集团协办的“中国经济真问题——‘中国的坎’研讨会”在京举办。

法治周末记者现场了解到,与会专家多数对于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谨慎乐观态度,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真问题——“中国的坎”》一书的作者贾康在研讨会上表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统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对于要完成现代化“中国梦”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顶级真问题。

贾康表示,基于全面研究,我们不接受“否定论”,不赞成完全的“乐观论”,认为应该持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思维,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研讨,在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中,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潜在威胁,经受住这一历史性的考验。

贾康说道:“我们只要坚定地排除万难,啃硬骨头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大政方针,我们将会有望以6.5%的年均增长、匹配‘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经济社会进步,于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的不到10年间,过坎成功。”

 

中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使各个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国家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贾康在《中国经济真问题——“中国的坎”》书中提到,一国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时期时,会出现经济增长低迷、停滞甚至急转直下的现象。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在会议中表示,一个经济体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他无法在经济成本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徘徊阶段,以前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积累到爆发阶段,新的矛盾又在发生,经济社会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是动态的,目前多数国家认为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是一个坎,其实这一标准并不是固定的。世界银行从1987年到2014年连续多次调整各个收入标准,包括,高收入标准、中等收入标准等每年都会作出相应的改变,以1990年到2014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年均上调大概是2.16%。以这样的比例计算,到2025年,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是1.6万美元左右。所以我国即使2020年达到1.2万美元,也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区域,达不到高等收入国家标准,马晓河解释道。

与会专家表示,全球范围内多家机构都曾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统计,除世界银行外,2012年亚洲银行发行的报告显示,基于1950年—2010年可追踪到的各个经济体连续性数据分析,全球124个国家中,有52个经济体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其中35个经济体在此60年期间一直处于并且将继续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标志是,自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连续下降,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去年第三季度的6.7%,第四季度是6.8%。今年第一季度为6.9%。第二个现象是我国同低收入国家相比,我们中低端产业成本优势在丧失,比较优势正在下降。第三个现象是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中高端比较优势比不上这些经济体,冯骁河解释道。

专家们表示,中国是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目前我国经济总体量虽然位于世界排行第二位,但是人均GDP排行却属于倒数。如何能够掌握好现有局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

 

关键要实现三个结构转型

 

马晓河在会议中表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关键要实现三个结构转型:第一是经济结构转型。要从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产业结构要实现从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由中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迈进,要素结构向集约化转化。

马晓河说道:“这背后的问题是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政策安排怎么样能支持民众消费,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第二个是需要社会结构转型,实现人口结构向市民化转型,没有市民化社会的实现,高收入国家不可能实现,人群结构要向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转变。最后是治理结构转型,从过去纵向管理结构向扁平化治理结构转化。马晓河说:“三大结构转型不协调,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转型缓慢,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最大制约因素。不过,中国未来一定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在随后采访中,马晓河对记者表示:“我国进入发达国家门槛的标准很容易,预计到‘十四五’初期就可以达到,关键是中国能否稳定的跨过中上等收入阶段这条线,持续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向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里的平均水平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指标,而是综合各个方面的体现。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场世纪工程,包括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转型。既要有信心,更需要面对现实,加以行动。”

 

人民币国际化是前提

 

会议现场专家指出,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政治等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目前一定要有一个驱动各方向前发展的动力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解决问题。这种动力可以总结为“拉扯着前进”。在现实实践中,不可能等一个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再走下一步,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不断相互反应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对此,贾康表示,根据近年来各方面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发展实证情况显示,我们必须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可归纳、需重视的统计现象,反映着无可回避的真问题。而且,应进一步强调,立足中国现状,放眼于中长期经济发展阶段,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话题。

对此,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在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如何跨域“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在于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全球流动性的周期终将不足,占优货币终将升值。所谓的占优货币就是国际货币。    姚余栋举例说道:“日元是升值趋势,但日本实体经济是比较糟糕的。所以只要是国际货币,与本国的实体经济关联就越来越小,甚至背道而驰。国际货币发行国外依性小于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好的时候大家都需要国际货币,当国际出现危机的时候,又拿国际货币避险,所以左右都稳定。”他同时指出,国际货币本身又降低了外储的必要性。

姚余栋指出,在历经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只是对美元略贬,但是大部分都在升,而且人民币一揽子是总体相对稳定的。“现在到20171月,已经有80多家境外机构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我当年曾经管过这个业务,当年也就是40家,两年左右,翻了一倍。”他如是表示。

姚余栋说:“人民币已经不能光看作是一个新上货币,更是国际货币。虽然我们离真正的这样一个国际货币还有一段距离,还需要艰苦努力。能加入SDR,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SDR以前的这几个货币,SDR生成的时候他们就在里面了,那是老牌国际货币。新兴市场从金砖几个国家来说,唯有人民币是新进SDR的。”

与会专家指出,我国对内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对外要坚定不移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能让我国不惧未来国际金融的风浪,才能使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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