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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会讲中国故事的人
2017-04-25 20:32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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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方为一苇的《中国故事》所设计的封面海报。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儿时吃饭,吃着米掉着米,不一会碗边上便都是米粒,姥爷见了并没有训斥我,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在微信公众号“一条”为一本名为《中国故事》的书众筹时,一个读者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听故事的情景,“一粒米十年寿命”的故事,吓得年幼的他呼哧呼哧把米饭都吃完了,现在想来这是无稽之谈,当时他却深信不疑。

当动画片、儿童绘本、童话故事还不像现在一般丰富的时候,许多人的童年都是在长辈们讲述的民间故事中渡过的。教化、传承、亲情、疼爱,甚至消磨时间,都蕴含在这故事里,口耳相传。

来自东莞的中小学教师一苇就是这样被爷爷的各种故事喂养长大的。《太阳山》《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罗隐的故事》《封神榜》……“我爷爷像荷马一样是个瞎子,也像荷马一样擅长讲故事。”一苇说。

2004年年末,当怀有身孕的一苇从东莞市图书馆借回来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选》,想要重温祖父讲过的故事和故事里那些迷人的情景时,却发现自己的孩子可能无法像自己一样,被这些民间故事喂养了。这本故事书粗糙简陋,里面的故事内容干巴巴,没有细节,字句读着毫无趣味。

当时,一直在写童话故事的一苇和她的丈夫决定,花个几十年时间整理一部真正好的中国民间故事,就叫做《中国故事》,像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一样。

于是,一苇在日记本上写下“现在开始,为这件事情奋斗吧”。近期,由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与乐府文化联合推出的《中国故事》即将面世,一苇的梦想终于在十几年后成为现实。

 

整理一部真正好的中国民间故事

 

一苇本名叫黄俏燕,一苇是她的笔名,她用“一苇”这个名字写过散文、诗歌,最后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表达方式——童话故事。“有人说,写童话的人是魔法师———我手上最厉害的魔法,就是爱。”一苇说。

1999年,黄俏燕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从小爱好文学、喜欢写作的她,在大学时就是一名“校园诗人”。从2001年开始,一苇开始写童话,当初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后来觉得写童话是源于一种爱美的天性,因为童话是美好的。

从此她迷上了童话这种任其恣意想象和天马行空的文体。不过,直到2005年,她才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自己的第一篇童话。她说,那时很多作品都是即兴之作,更是自己内心的真实表达,“我不会为了投稿而去写作的”。

2009年,一苇凭借着童话作品《井水里的花园》,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奖”。在东莞作协副主席方舟看来,她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坛好苗子,“土生土长的黄俏燕是用细火在精心烹调自己的心灵佳肴,如果狼吞虎咽实在是一种浪费”。

如果理解她慢火烹调,不为投稿、出名的写作,也就能理解她放弃原创,转而整理几乎无处可发表的民间故事的坚持。

“以前我写童话,每每写好了,投出去了,很容易被杂志采用,可是我所整理的中国故事,到今天为止也有102篇了,才发表了6篇。”她在给从事民间故事研究60多年、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华的信中写道:“童话杂志的编辑告诉我这些文章不是原创,劝我不要再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和才华,我应该去写原创童话,而不是继续做这个无趣的工作。可是天知道,我为什么偏偏要如此愚蠢地把这件事做了下来。”

从写童话的魔术师,到下定决心真正成为整理民间故事的独行者,是因为一苇人生中一个沉重的打击。2010年,一苇的丈夫在他们去神农架旅行的时候意外离世,悲痛中的她想起来与丈夫的理想,整理一部真正好的中国民间故事。

提起当时的境况,一苇语气轻松,但是在那时,对于深陷孤独和痛苦里的一苇来说,整理民间故事,如同拯救她的稻草,以至于在无数个孤军奋斗的日子里,她都未曾放弃。“我想,整理中国故事这件事,可以着手做了。如果我面前是海,是苍茫无边的弱水,我正可手造一只航船。等船造好,我或许便可扬帆起航,远离那些悲痛的日子。”

从断断续续收集、阅读故事,到2010年的整理阶段,一苇在QQ和天涯社区写下了搜集整理中国神话、童话及民间故事,寻同道者的想法,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民间故事,提供民间故事的集子,但是应者寥寥。当时有出版方找到一苇时,她也曾提议,“一起做吧,还有许多的民间故事没有找到”,但是出版方并没有应承这项需要无预期投入的工作。

“很多人都在写童话,我不写,还是有其他很多人会写,但是收集民间故事这个事情,如果我不去做,好像基本上就真的没有人去做了。”她也曾经在网络上问过很多人,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民间故事,在一苇看来,《狼来了》这样的故事不是具有中国元素的民间故事。

“他们不知道《燕子报恩》《巧媳妇》《放香屁》……可是这些故事他们的祖父辈是知道的。”声音清脆的一苇语气有些急促,“现在很少有人会像我小时候一样,跟着祖父或者围着别家的老人,乘凉听故事了,这些故事也就没有机会传承。不是我的祖父发明了这些故事,他们的故事也是祖祖辈辈这样子传下来的,故事里有成千数百年的智慧在里面。”现在一苇有些失落,“好像整个时代都已经没有人讲民间故事了。”

一苇也曾去问过自己的母亲,知道哪些民间故事,但是无论是母亲还是村里的老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几十年不讲,民间故事早已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更难提传承。

年幼时,只有爷爷的故事才能够将顽劣不驯的一苇拴在家中。因为有幸听过这些故事,知道民间故事的魅力,一苇有一种要把这些故事讲出来的责任感,“我真的很爱它们,每次把一个故事讲出来的喜悦感,和完成一篇童话故事是不一样的,像在做一件大事”。

但是在天涯社区一篇篇写民间故事的时候,一苇并没有太多的知音,四五年来,她都是默默无闻的独行者。她用最喜欢的故事,《范丹问佛》鼓励自己,其中一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成为她的支撑。

 

做了卡尔维诺式的工作

 

民间故事是人们十分熟悉和喜爱的口头文学样式,具有宝贵价值,正如《意大利童话》的著名作家卡尔维诺所讲的:“民间故事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

有人说一苇是中国的卡尔维诺,“她不是卡尔维诺,但她为中国童话故事,做了卡尔维诺式的工作,卡尔维诺让意大利童话焕发了新生,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而一苇则激发了中国童话故事的活力”。而一苇说自己写童话的时候,如同安徒生,现在则是做着格林兄弟一样的事情。

刘守华教授在给《中国故事》的序言中写到,民间故事以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及其理想愿望为叙说中心,用巧妙的虚构方式编织而成,富于趣味性和教育性。它们有的贴近实际生活,有的饱含神奇幻想,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寄寓哲理,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

而中国的民间故事从萌生到发展成熟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多年前,从《山海经》到《搜神记》《夷坚志》等古典文献中,可以搜寻到大量古代民间故事。如今,即使规模宏大的、被誉为“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已经成书问世,刘守华教授依旧认为,全国民间文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普查并没有完全实现,因而对活态民间故事的采录还大有可为。至于就已有的民间故事资料进行清理改写,眼下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用简单拼凑方式出版的故事集充斥书市,却还没有一本如同《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那样精心改写的故事书受人青睐。

这听起来像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却是挤在一苇繁忙的工作中完成的。一苇是东莞高埗镇低涌中学的老师。2014年,她到高埗镇的西联小学支教,学校的工作并不轻松,即使是假日,也只能等孩子入睡以后,才有属于自己的阅读写字时间。

她总说自己是个笨人,做任何事靠的是下苦功夫。她读了台湾远流版40册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翻阅了全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以及无数卷本,查找了大量民间故事家故事集,包括解放前的故事资料,“所有跟故事有关的书,我尽力都收齐了”。

有些从孔夫子旧书网淘来的书,外皮早已破旧不堪,同事们不解一苇为什么要花几十块钱买这么破的书,她也不解释,轻轻一句,“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喜欢”。同事们并不知道她在整理中国民间故事。

一苇的书架上,一大半都是这些故事书,有多少本,她自己也不清楚。“我自己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买衣服也很少,就是买书买的比较多,故事书几百本总是有的。在图书馆,网上看的资料更是不计其数。”一苇笑着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疯狂。

与这些书摆在一起的,是她密密麻麻写满故事的笔记本。因为偏爱手写,一苇像学生时代一样边读边做笔记,一些借阅的书甚至不用复印,因为她几乎已经把整本书抄下来了。

“只要我能看到足够多的故事文本,我就能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核心,捕捉到这个故事的灵魂——然后,我用我的语言,我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把它述写下来。我把它称为‘对一个故事的整理’”。一苇说。

 

故事的最好命运,是被讲述

 

到西联小学支教后,作为四年级的语文老师,一苇将周三下午的品德课改为讲故事课,每周至少给全班讲一个故事。学生们积极的反应,让一苇信心倍增,“我也给孩子们讲《格林童话》里的《糖果屋》,法国童话《穿靴子的猫》,但是显然没有《燕子报恩》《范丹问佛》这样的故事有吸引力”。

一苇讲完故事,会问学生们几个有关故事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永远是,给这个故事打分。一苇没有想到中国民间故事得到的分数会那么高。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一苇发现了民间故事真正的魅力——被讲述。故事以其自身的力量复活,变得鲜活、生动、迷人。正如乐府文化联合创始人涂志刚说的那样,故事的最好命运,是被讲述;故事的最坏结局,是被遗忘。以致于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一苇不经意间完整讲述了《巧媳妇》的故事。

因此,一苇接受了涂志刚的建议,“夫子述而不作。你尊重故事本身的生命,用心捕捉故事的灵魂,用自己的方式述说故事。这不正是‘述而不作’么?”从此,她不再署“一苇整理编写”,而是署上“一苇述”。

但是也有听众不买账的时候。在今年年初中信·大方举办的新书推介会上,一苇如同在小学四年级的品德课上一样讲述了她和学生们最喜欢的《范丹问佛》,并在现场询问这个故事的得分。“50分。”是一个年轻人的回答,因为“听到开头便知道了结尾”。这个分数让一苇有些沮丧,其实她讲了没几句,便明白了,“这些不是我的听众”。

“现在的大人要的是一次性的故事,他们需要巧妙的设计,复杂的情节,看了开头不能知道结尾,但这不是民间故事的意义,民间故事是要不断被重复的,它的价值是故事里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东西。”一苇提高声音,像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般地说道,“我就像小王子一样,原谅了他。”

这些评价并不会影响她的心情,更不会影响她的工作,一苇在《中国故事》里写着:“我自从开始述写中国故事,只感觉堂吉诃德附体,仿佛独自一人面对虚空作战。我嘲笑自己‘傻人骑劣马,独战大风车’。嘲笑过后,又继续发傻,继续写下去。”

因为写过童话,一苇在讲故事的时候格外注重孩子的视角。她曾经因为找不到故事最好的文本,而虚构过结尾,因此被刘守华严厉地批评过。因为在1956年,《民间文学》杂志曾经在社论中明确提出过:“忠实的记录,慎重的整理……一切参加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人,应当把它们看得像法律一样尊重。”但是一苇发现,内容不能虚构,但是可以用孩子们喜欢的语言、方式来呈现,增加细节、语气词等。这也算是一苇的特色。

《中国故事》收入了81个民间故事,这些是从一苇收集的上万个故事中挑选出来的。一苇说,九九八十一,因为做这个事情像是唐僧取经一样,历经磨难,同时这也是个无穷无尽的数字,正如中国民间故事一样无穷无尽。

现在她正在为《中国故事》的第二部写序言,“暂且定为故事的接力棒吧,这个时代已经变得太快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接过这个讲述民间故事的接力棒,然后把它讲给孩子们听,像爷爷讲给我时是一样的,我希望做一个真正讲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个念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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