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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 逃跑时,满脑子黑色幽默
2017-04-18 21:29 作者:艾玉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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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和他的妻子李银河。资料图

 

艾玉

今年是作家王小波逝世20周年。1997411日,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突然逝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此后形成了持续多年的“王小波热”现象。他死后在大众媒介中流播并被符号化,社会各文化群落也借用王小波这个文化符号表达出特定的精神渴求。

可以说,在王小波的所有作品中,《黄金时代》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认识他的一把钥匙。

 

一生总该有一次来解释自己

 

写作是王小波生命中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乃至命运。

王小波的写作中——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杂文,经常提到他当知青、下乡插队的事情,“十七岁那年,我去了云南。”(《地久天长》)“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黄金时代》)“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插队。”(《椰子树与平等》)“我年轻时在云南插队”(《思想和害臊》),等等,类似的表述多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在文中也不鲜见。

可以说,知青生活成为王小波生命体验和记忆中一个重要的存在。王小波14岁时,“文革”开始,他写过《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的大字报,在小红卫兵队伍里混过。1968年,16岁的时候,他在上山下乡的风潮中自愿报名去云南农场锻炼。据他的亲人回忆,他临行之前还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壮语。

在1995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谈到:“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有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还是多少有点感动的。”

然而,就是这个让他回忆起来有些感动的年代,也是他后来在写作中所极力否定的年代。“我一生最善良的时候,是当知青的时候。当时我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要承认,那也是我最愚蠢的时候。”去云南后,王小波的理想很快在现实面前毁灭,他“染上一身病,丢盔弃甲地逃回城里”,归来却成为一个“黑户”,生活压抑。

那个时代成了他在写作中时常提及的非理性而荒唐的年代。王小波的“文革”与知青记忆既包含着他对青年时代怀念之感伤,更有着理性反思之清醒、之痛楚。而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的写作对“文革”记忆多表述成一种“疯狂”景观,王小波也分享了同样的经验体验——“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

“疯人院”之意象传达出王小波对成长岁月的一种创伤性感受和体验。这份创伤在事后成为王小波生命中永久的扰乱和永恒的骚动,从而成为王小波写作冲动的心理学动因。

王小波写作的另一种冲动:他必须对自己作出解释。解释自己成了王小波写作中一个不被人知的秘密,但却是他整个写作行为的心理本性。王小波曾把小说作者分成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王小波还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尝试做后一类作家,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做的工作。他还强调“就我本心来说,还是愿意写这样的东西(指到想象中去营造的小说)”。

但这并不妨碍王小波写作冲动中的本质性诉求——解释自己,如同他说的“一生总该有一次来解释自己”“解释自己这件事好像是人生的一种义务”“当年龄再高,可能觉得还要解释自己”。解释自己成为他写作中不能释怀的冲动,乃至义务。就像卢梭必须写作《忏悔录》来解释自己,王小波更是把解释自己看作是义务,实质上是作为命运来承担的。因而发现王小波那个解释自己的作品是重要的,无疑,它就是《黄金时代》。

 

“伤痕文学”里走出来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执著于他的创伤情景,历经多年修改而完成的一部作品。《黄金时代》创作历程及其中的表现手法和对性的描写,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他写作的秘密,乃至表明了1990年代他作为文化领域的波希米亚人的反抗密谋。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尽力追求完美的小说,他说:“写出《黄金时代》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写的好,而《黄金时代》一篇,自觉写的尚可。因为这篇小说是我的宠儿。”《黄金时代》是王小波写作时间最长,也是他感觉最满意,就是他所说的一生只做一次的解释自己的作品。

《黄金时代》包括《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和《我的阴阳两届》3篇小说。写作背景是王小波知情生活的经历:“作者王小波1968年下乡,在云南边疆的一个国营农场,持一杆老套筒子站了一年岗,3年后病退回山东老家,后回京进了一家街道工厂,与残疾人和街道的大妈大嫂们在一起共度‘文革’后期的那几年,这成了《黄金时代》重要的生活基础。”其中第一篇《黄金时代》是王小波写作时间最长,当然也是花费心思最多的一篇。

1982年,王小波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地久天长》,《地久天长》可以看作是《黄金时代》的前身。王小波在作品风格上很少用感情来渲染作品,这篇小说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是独特的一篇。《地久天长》贴近了王小波知青生活时期的感情和理想,也和当时作为归来者的文学风格有某些类似,它表明了一种“伤痕”。

两篇依照作者相同生活背景而创作的作品,如何有天壤之别?或者说《地久天长》是如何演变成了《黄金时代》的呢?这期间的变化值得深思。

王小波在修改旧稿时,“从先前的旧稿里发现你自己已经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不再那样想问题了——这时候,你就要把它重新写过了。”这里面暗含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他自己对创伤的持久的表达冲动;另一个是时代语境的变迁与社会转型为他提供了合适的社会位置和思考空间。

《黄金时代》在1990年代完成和推出,既包含有王小波对自我解释的一个理性的反思过程,也带有他在1990年代作为文化领域的“波希米亚流浪人”的反抗密谋。王小波最终选择自由撰稿人的职业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他必须承担精神创伤所带来的抵抗的命运——写作的命运。

《黄金时代》的诞生是王小波写作风格的真正形成,表明了王小波最终获得了解释自己的方式。

 

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在1980年代启蒙文化热潮中的不在场,而是在英国学习,这使他少受了一些激情时代的情感蒙蔽,获得了可贵的经验理性底蕴。《黄金时代》不同于1980年代启蒙文化中的现实主义美学,不同于同时期的知青小说那种怀乡中的控诉,比如,《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中国知青部落》,等等。它也不同于后期先锋写作的谵妄,它似乎更是用理性剥离出一种存在的无比荒诞性。

知青生活使王小波成为一个创伤主体,这份创伤使得王小波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大概从17岁开始就不虔诚了,就已经很坏了。气质也不一样。我确实就是不虔诚的气质。”“也不是坏人,就是不怎么端正。”  王小波作为怀疑主义者始终在寻找对过去生活的解构形式。这就是他后来说的:“知青本身似乎就不够月份,但我不想评价那个年代,不妨看作自己中了一个大彩,说青春误会也没错,没地儿悔了。经历了一个时代,回过头来想一想,脑子里尽是黑色幽默。”

因此,王小波后来对写作形成的基本认识是:写作要有智、有趣和有性。这是他工作的三大假设。这符合他对记忆的处理认识:“你要是一个特理性的人,你看当前的事就有黑色幽默的感觉;重述当年的事件,就有一种冷嘲的口吻。”小说《地久天长》中的小王、大许和小红在晒稻谷时,把粘在席子一角的领袖像弄坏了。他们因此遭到了审讯,指导员说:“这是个政治事件!撕毁宝像是反革命行为!”因此,他们接下来反复写检讨和报告。到了《黄金时代》中,不断地写交代材料,简直构成了小说中的一个极具反讽性和荒诞性的情节。

王小波回忆说:“你们这代人,无法想象我们是在怎样的话语环境里长大的。对任何话语的反感成为我们的病态习惯。”王小波的一个基本体验是,在话语中,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到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王小波的这个研究突然启悟了他自身,开启了他的记忆之痛。接下来他说:“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所以,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插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又在大学里任过教。”“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

走出一切话语圈子,逃到一定安全距离之外,这是王小波的反抗,也是王小波选择自由撰稿人的原因。1992年王小波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历程。

 

密谋的反抗和昂贵的热情

 

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崛起,社会的舆论空间被分割,走向多元化。但王小波游离于当时文化圈,因为他“习惯性的动作是,逃到安全距离以外”。他为自己选择了没有保障的自由撰稿人事业。“自由撰稿人,在当今中国,这个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不隶属于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以写作为职业和经济来源的人。”这样的位置最为重要的是“为他提供了自我意识,这成为他生命的最高意义。”

如此,王小波在1990年代的文化中扮演了类似一个波希米亚流浪人的身份和角色。他游离于当时的文化圈,以一种波希米亚人式的不安定的生活,进行着波希米亚式的密谋反抗。之所以是“密谋反抗”,是因为这份写作以可贵的自觉自由,进行着不为人知的密谋:一是,作为对事后性精神创伤的弥和;一是,对当今文化领域的“道德屎橛子”的逃离,而以一种有智、有趣和有性的写作进行的反抗。

王小波做了自由撰稿人后,以一种“昂贵的热情”投入到他一生最能做的地道的工作——写作中。他的妻子李银河这样回忆:“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接下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尽管王小波不存在生存的困难,不为钱卖文,但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贩卖出去,否则,写作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意义。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大众媒介的进一步发达,消费时代的来临,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都有了空前的扩展。

王小波曾在二十几种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杂文。1996年,王小波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晚生闲谈》专栏作家。王小波被广泛接受无疑是通过《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这些都市报刊的传播影响。王小波离世前,曾表示厌倦了专栏写作。他一直以为小说才是自己的正业,但实际上却是他的杂文写作使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他赢得了众多读者。

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在大众媒介发达的时代,并不像波希米亚人那样企想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却不想他的波希米亚人的生存方式、抵抗和游离获得了巨大的文化资本。

王小波,这个一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就“满脑子黑色幽默”的人在理性中怀疑了他所生存的时代。因为他曾经是那个时代的虔诚者,一个理想主义者,却不想成为创伤者,所以当获得了一份理性的清醒后,他变成了一位反讽者。

从理想主义者到怀疑主义者,从虔诚者到反讽者,王小波的个体生命始终在这个断裂的同一性的罅隙间寻找、反思。诚如利奥塔说的,“对命运之源的讯问成为那个命运的一部分”,所以就有了王小波必须解释自己的写作行为,这个冲动是久久不能释怀的。

王小波的文字,他的写作,他的有智、有趣、有性的工作假设,一直对当代美学的认识形成挑战。由于世纪末时代语境的转变和社会的转型,他的出其不意的死,使人们在王小波的接受上出现了一片喧嚣。

一个死后关于王小波的神话关涉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分化和新生的各个群体。从追求时尚的小资和具有消费实力的中产阶级到充满反叛精神的青春一族,从普通大众到文化精英,无不在这个神话中扮演着角色。王小波在报刊争论中崛起,在网络中被崇尚和模仿。

死后,他成了媒介的宠儿,青年人的精神导师。而在知识界,王小波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继续思考。

王小波身分三处:执著于过去的创伤者,生时不虔诚的反讽者,死后王小波的符号,所以就有了:一份怀疑、一份清醒、一片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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