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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军: 读懂用好民法总则新规定
2017-04-11 22:32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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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军。        杨晋峰摄

尽管从大的方面来看民法总则是建立在对民法通则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但薛军强调,其中还是有很多推陈出新的亮点

 

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民法总则是未来中国民法典的第一编,在它之后相继要编撰的是民法典分编,预计在2018年前后会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法典诞生。因此,这部法律无论是对于法官,还是对于企业的法务人员来讲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4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在第六届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北京会场)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

本届年会由法制日报社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携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安全与法治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

在年会上,薛军对民法总则的亮点进行了最新解读,同时提醒企业法务人员用好民法总则新规定,密切关注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撰。

 

推陈出新 亮点纷呈

 

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在薛军看来并不能算是个“全新”的产物,因为通过检索不难发现,其大多数条文,延续了先前民法通则或者相关其他的法律条文,更多的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事立法以及民事领域的一些理论研究整理和归纳。

尽管从大的方面来看民法总则是建立在对民法通则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但薛军强调,其中还是有很多推陈出新的亮点。

比如,民法总则结合了我国近年来不断提倡并强化环境保护力度的现状,在基本原则部分明确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原则”。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在民法总则草案的三审稿中曾将“绿色原则”删除,其最终重回民法总则,被业内评价为是我国民法典回应21世纪资源环境日益恶化这一时代特征的重要立法举措。

尽管对于这一新原则未来的意义及作用还有待观察,但薛军认为,这一创新已经将绿色环保生态化的理念注入到了整个民法立法司法和法律解释过程中,因此,广大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以及各企业法务人员日后的工作中都不能忽略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与理念。

此外,结合未成年人的成长较快、中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等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特点,民法总则中也相继作出了将限制行为能力人标准,从原来的十周岁降低为八周岁;同时建立了成年监护制度这一创新规定,将“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纳入被监护范围,使高龄空巢老人、智力障碍者等能得到监护制度的保护。

与这些相比,薛军觉得此次在民法总则中对民事主体的创新规定更值得一提,这也将对今后各企业可能涉及到的法律事务产生巨大影响。

以前提起民事主体,法律上包括的就是自然人与法人,但此次民法总则专门单独规定了非法人组织的概念,从法律上承认了其完全的民事主体地位。

非法人组织不同于自然人个人,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在薛军看来,这将对明确当前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法律归属问题产生积极意义。

对于实际中常见的企业分支机构,平时大多将其归为非法人组织,但薛军注意到,此次对企业分支机构法律属性的问题被放在了民法总则第74条中,按照关于法人的一般规定来处理。

“应该将企业分支机构作为非法人组织的典型形态来看。”薛军指出,它虽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进行民事活动,但如果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必须进行登记,且其以自己名义组织的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将由法人承担。

近年来在“楼市热”的带动下,一些为了规避法律并牟利的“阴阳合同”屡见不鲜。比如,在二手房买卖中,“阴合同”显示房屋买卖双方真实的成交价格,“阳合同”则根据需要有所不同,有的将价格虚高的合同交给银行,申请更多贷款;有的将低价合同交给房地产交易中心备案过户,以便少交税款。

此前对于“阴阳合同”的效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还存在争论,薛军指出,此次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则对其进行了明确,对于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正当合法有效要件,是可以认可其法律效力的。

 

明确个人信息民事权利保护

 

2016年819日,在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发生的一起电信诈骗案,最终导致了18岁的准大学生徐玉玉身亡。信息时代的大力发展下,因个人信息泄露所导致的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也频频发生。

对此,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这是我国首次明确了个人信息将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受到保护,薛军特别提醒互联网企业要对此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法条予以高度关注。当前互联网免费服务的模式使得个人信息和用户资源已经成为不少网站盈利的主要渠道,这也令个人信息的泄露变得更为“轻而易举”。

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也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确立了法律上所谓的个人信息权类型。

对此,薛军持有不同看法,“一个国家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水准,保护路径,在长远利益上看会影响相关商业形态的发展,我个人更倾向于将第111条解读为国家确立了通过侵权法的路径来保护个人信息的思路”。

薛军进一步指出,这一规定只是一个保护规则,而不是设立了一个新的具有绝对权特征的民事权利。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律上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相关的当事人可以基于这一保护规则,通过侵权责任的路径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但是这并不等同于你享有了具有支配权、控制性等所谓的个人信息权。这也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个人信息权的内涵和传统的隐私权利之间的界线无法有效进行划定的问题。

 

判定合同无效仍可沿用二分法

 

在代理制度方面,民法总则也作出了完善。薛军举例称,以前对于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等行为虽然都知道属于代理权滥用,但对它的行为和效率形态却并不是非常清晰。民法总则第168条把它明确规定为是可以被被代理人同意和追认,从而完全有效的。

此外,对于实际中并不鲜见的无权代理问题,以前只是要求当事人要承担责任,民法总则第171条第三款中则赋予了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的权力,如果未经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相对来讲使得在无权代理的问题上,相对人的选择与权益保障方面更加完善了。”薛军评价指出。

民事合同违法无效是实践中常见的一大问题,据薛军介绍,当前实践中法院判定的依据是2009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出现的管理性强制规定与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二分法。

根据合同法,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2009年,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则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

所谓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

民法总则第153条没有将“强制性规定”作出“管理性”和“效力性”的二分法。对于这一变化,薛军指出,实际上先前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旨在尽量维护合同的效力,所以他建议在对民法总则第153条的理解应用中,还是应继续援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引入的二分法,以指示法官在作出法律行为是否因为违法而无效时,要通过判断法律规则的性质,来决定它是有效还是无效,这也体现了对合同效力的充分尊重。

 

未来惩罚性赔偿的应用空间大

 

对违法侵权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提高犯罪成本,降低维权成本,是所有寻求法律救济当事人的期盼。

在实践中,很多人都主张要把惩罚性赔偿作为民法发挥功能的重要手段,但薛军坦言,此前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实际中只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或其他一些特定法律责任中作出了相关规定,应用并不算非常广泛。

民法总则第179条把惩罚性赔偿作为民事责任的一般性形态进行了明确。这极大地扩宽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薛军预测,未来惩罚性赔偿的应用可能会打开较大的空间。

民法总则第187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在薛军看来,这是再一次明确了法律“互不干扰”的原则,“有助于强化法律对于民事权益的保护”。

薛军解释称,当前实践中许多法院对于犯罪行为已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时,就对精神损害赔偿等民事赔偿进行限制。民法总则再次强调“互不干扰”原则有利于体现法律对于民事权益的充分保护,是法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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