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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报告,同与不同
2017-03-14 23:25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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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报告中提及的个案更多,直面问题也更坦率,司改推进似乎也更快了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一如往年,3月12日上午,“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简称,下同)“掌门人”在人民大会堂作了工作报告。

代表和委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的“两高”报告,这被视为今年报告的一大亮点。同时,“两高”报告中提及的个案更多,直面问题也更坦率,司改推进似乎也更快了。

“这几年,‘两高’还是非常努力的。”代表委员们如是评价。

 

一枚二维码的距离

 

即便不在现场,听“两高”的报告也丝毫不差,一切只是一枚二维码的距离。

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样,二维码被印在了“两高”报告的首页,还是高大上的VR版。

点击识别二维码,时空转换,神秘的最高人民法院——北京东交民巷27号大院里那个威严的大楼立即360度地展现在眼前。

轻触屏幕,科班出身的首席大法官周强西装革履,站在空旷的大厅(据大法官何帆介绍,这取景于最高法院主楼二层中法庭)讲台上开始作报告。如果选择的是有声版本,你会听到周强略带湖北口音的声音在大厅回荡。

画面中,周强的右侧是他报告的三大部分,“2016年依法履职情况”“2016年深化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情况”和“2017年工作安排”,任意点击即可进入查看相关详细内容。

是的,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确实是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人大代表作工作报告,非常细心地考虑到代表们身处会场,报告还提供了VR无声版本供选择。

最高法院办公厅副主任陈志远在介绍今年报告的亮点时说,今年最高法院的报告共用了23个二维码,是历史上最多的,链接的内容既有文字,又有H5动图、微视频等新的传播形式,试图呈现动静结合、丰富多彩的立体式报告。

而同样首次在首页印上了二维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其二维码也有16个。最高检办公厅主任王松苗说,报告的形式多用数据和案例说话,加之全景、全媒体,赋予了报告科技含量和互联网时代特征,总体上稳中有进,进中提质。

“‘两高’报告这些年一直在追求形式上的变化,今年做得更好了,正文内容减少了,增加了附加材料、头一回增加了二维码,信息更多,而且也直观生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由于本身的专业性和面对群体的多样化,专家想看数据、非专家想看热闹的个案、领导可能想看政策制度,在中国,“两高”报告确实很难写,“两高”这些年一直在试图让报告更符合这种多元需求。

最高检检察官赵志刚的知名公众号《法律读库》还发表了“RAP神曲解读工作(首席大检察官原声版)”,当然,这并非曹建明检察长以RAP的形式解读报告,而是在他的报告标题之下,由小编对报告内容以RAP形式进行简括,很年轻、很活泼。

“两高”掌门人其实早就意识到新的互联网科技对司法公开带来的挑战,他们在不同场合均要求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要重视新媒体推进司法公开。

早在2014年的一次相关座谈会上,周强就提到,在信息传播格局、社会舆论生态、公众参与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要高度重视新媒体对司法工作的影响,注重发挥新媒体在推进司法公开、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方面的积极作用,彻底改变信息更新不及时、缺乏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现象。

 

个案展示更深入

 

除了新媒体,这几年“两高”报告形式变化的另一大特点,则是个案的大量增加。

著名的聂树斌案同时出现在“两高”今年的报告中。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两高”报告在防止冤假错案、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方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聂树斌案。

他说,这和以往的纠错不同,以往要“亡者归来”或“真凶再现”才能纠错,但聂案不存在这些情况,检察机关、法院认为20多年前案件的定罪证据存在重大缺陷就予以纠错。

“两个报告对冤假错案的发生都有深刻反思,认为冤假错案的发生,让正义蒙羞,教训深刻,对今后防治冤假错案也有思考和应对措施,这说明,它们不仅在积极践行人权保障的司法职能,而且能够着眼于未来,防止类似悲剧重演,而不是就案办案。”周光权评价。

过去两三年,“两高”的年度报告提及的个案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均分别点名了二十余起案件,多是社会关注度极高的个案,例如,e租宝非法集资案、天津港爆炸案等。

今年,“两高”报告提及的个案数量又出现了明显增长。

在最高检1万余字的报告中点名的个案高达36起,包括令计划等4名“大老虎”案、谭新善等6起冤假错案,还包括广受关注的徐玉玉案和庞红卫非法经营疫苗案等。

最高法院在报告中也点名了20起个案,包括审理郭伯雄等4名“大老虎”案,还有广受关注的徐翔操纵证券市场案,全国首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和全国首例代孕引发的监护权纠纷案等。

 

问题的同与不同

 

在提到困难和问题时,“两高”报告既提到了老困难,也提到了新问题。

例如,法官办案压力大和法院人才流(缺)失的问题,周强连续3年均有提及,涉及司法腐败的问题更是报告当中年年都有。

与前两年不同的是,最高法院的报告今年不再提“裁判不公”“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

最高检的报告在指出存在问题时更加尖锐,今年的报告直接使用了“司法腐败”一词,直指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同时也提及了检察院存在的人才难进难留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虽然“两高”报告每年都会在问题部分提到人员的司法能力不足,但具体提法风格迥异。

通常最高法院的提法比较概括,往往是法官“办案质量和效率不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不足”“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妥善化解矛盾的水平不高”等。

而最高检往往提得比较具体、有针对性。例如,今年报告中提到检察人员“办理高科技犯罪、金融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能力有待提升”;2016年报告中提到“尤其是知识产权、金融证券、互联网等领域知识欠缺”“对法律赋予的非法证据排除、诉讼违法行为审查纠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等职责履行还不到位”;2015年报告中则提及“有罪推定、口供至上、片面追诉等惯性思维尚未彻底消除”。

侯欣一在阅读“两高”报告谈及问题部分时,注意到今年与往年的不同:“问题年年都会说,但自身面临的困难以前几乎不说或者很少提,今年开始讲,最高法院提到了法官权益保障不到位,执法司法环境有待改善,报告里也专门提到了退休法官傅明生遭报复被杀害事件。”

“最高检的提法也很不一样,提到了‘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问题,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为什么会‘不敢监督、不愿监督’?比较耐人寻味,会引起一些思考。”侯欣一说。

 

司改仍最受关注

 

侯欣一的印象是,今年的“两高”报告基本把“两高”的主要工作介绍得比较完整和系统:“说实在的,‘两高’这些年自身还是很努力的。”

对司法体制改革的介绍也比较完整和透彻,包括做了哪些事,取得了哪些成绩,有什么数据支撑,等等。

2016年,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攻坚之年。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之后,近几年司改推进的速度很快,其过程和成绩也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自2015年以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均在工作报告中辟专节来介绍司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

在最高法院的报告中,巡回法庭建设、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责任制改革连续3年均出现在这一部分,过去两年仍在继续推进的还包括立案登记制、司法公开和执行改革。今年新增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案件繁简分流和创新司法便民。

而最高检报告中,最近这3年都提到的则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与最高法院一样,过去一年新增的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依据自身职能定位,“两高”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侧重各有不同。

最高法院主要侧重于使庭审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一步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和疑罪从无等原则。

最高检则主要侧重于充分发挥审前主导和过滤作用,进一步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通过督促不该立案的撤案、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准逮捕、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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