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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黄侃的新旧之争
2017-03-14 21:57 作者:王凯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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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冯友兰等20多名学生办的《新潮》杂志。

 

王凯

今年是中国白话文运动100周年。

1917年1月,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8个建议,此文的发表后来被学界视为白话文运动的开端。

胡适的主张虽然得到陈独秀等文学革命派的响应和支持,却也遭到不少人的激烈反对,其中尤以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黄侃为甚。胡适回国后被蔡元培延揽至北大任教,围绕着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胡适与黄侃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论战和交锋。

 

初入北大的胡适

 

1917年夏,因《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完成了留美学业,应邀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文学和英文修辞学3门课程。这一年,胡适刚刚26岁。

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也不错,可以安心写文章、做研究,比在美国留学时舒服多了。9月30日,开学不久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汇报自己的情况:“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适现尚暂居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

胡适教授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在课堂上的表现也颇不俗。据其学生回忆,原来他们的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谈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这位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教授却将中国历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起。哲学门(哲学系)的学生认为胡适这样做是误人子弟,决定请他走人;但也有同学认为胡适讲课很有新意,不应该赶他走。这种情况下,大伙拿不定主意了,于是便请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的傅斯年来商量。

傅斯年字孟真,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儒学世家,其先祖傅以渐是清朝进关后的第一位状元,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权倾一时。傅斯年继承了祖先的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国学功底深厚,到北大读书后,深得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的青睐,黄侃更是将其视为传人,期望甚殷。傅斯年的同学聂湘滨回忆说:“据我了解,他(指傅斯年)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给他上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这就是同学们找他商量的原因。

傅斯年听了胡适几堂课后耳目一新,感觉很好,于是便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读书虽然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学生一句话保住了老师饭碗,但胡适对此事却是浑然不知,傅斯年也从未向他说起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提及此事还颇为动情:“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胡黄斗法

 

当时北大存在着新旧两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英美派”和“法日派”,胡适与黄侃分别是这两大派系的代表人物。

黄侃早年留学日本,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嫡传弟子,学术深得其师三昧,禀性也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人称“黄疯子”。

在北大校园里,黄侃很受学生欢迎,他的弟子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学生们也情不自禁地随着他唱和。黄侃与学生之间的忘我唱和,后来竟然成了北京大学的流行文化,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据说当时“凡有学生处,皆闻‘黄调’声”。

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写作,与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政治、文化主张,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新文学革命;而黄侃的文化思想和主张与胡、陈等人严重对立,对白话文更是深恶痛绝。因为这些原因,黄侃经常攻击胡适,每次上课必先骂一通胡适后方才开讲,平常见到胡适,也总要嘲讽、奚落一番。

黄侃攻击胡适的重点是白话文。据说,一天,黄侃在课堂讲文言文之美,又拿胡适开涮:“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文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去三分之二。”

后来胡适在课堂上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学生便提出疑问,并以黄侃所举之例反驳。胡适解释说:“这不一定,我们可以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回电用的白话文,非常省钱。同学们若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纷纷拟稿,最终挑出字数最少、意思表达最完整的一份:“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看了说:“这是十二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我的白话文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其中‘干不了’就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则既有婉拒之意,又有表示感谢之意。所以,语言的简练不在于白话文还是文言文。”

胡适以其学识和真诚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也为其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新潮》与《国故》

 

胡适与黄侃斗法的高潮是傅斯年的反水。自从听了胡适的课后,傅斯年便对这位年轻的教授刮目相看,与黄侃等章太炎门生逐渐疏远,转而投到了胡适门下。

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冯友兰等20多名学生办了一份《新潮》杂志,响应新文化运动。傅斯年原来是黄侃的爱徒,对于他的这个转变,陈独秀有些不敢相信,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陈独秀一开始还怀疑傅斯年是黄侃他们派来的“奸细”。

《新潮》邀请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做顾问,胡欣然应承。在胡适和文科学长陈独秀运作下,《新潮》获得了学校每月400大洋的资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对他们也很照顾,专门在图书馆内拨了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

《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为号召,刊登了许多鼓吹文学革命的论文、小说和诗歌,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罗家伦的《什么是文学》、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进一步阐发了文学革命的宗旨,对反对新文学的复古守旧势力进行了批驳。经常在《新潮》上发表新诗的有康白情、俞平伯、罗家伦、朱自清和刘半农等人;发表小说的有叶绍钧、汪敬熙、杨振声等;鲁迅也在该刊发表了小说《明天》和《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译文。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新潮》的编者和作者日后大都成了中国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而《新潮》在当时也被人们誉为“小《新青年》”。

旧学派也不甘寂寞,在黄侃等人支持下,中国文学门三年级学生薛祥绥和张煊办了一本名叫《国故》的刊物,维护国学和传统文化,与《新潮》公开叫板。对于这份刊物,罗家伦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

当时还有一派北大学生和教员办了一个杂志叫《国故》,其目的在于和《新潮》对抗的。这一派的主干,在教员之中,便是黄侃,学生之中,便是张煊(后来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是非常薄弱的,其抨击新文学的地方,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登了许多文艺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国斜阳的吟呻而已。所以《国故》杂志出来,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而且有许多人很轻视它,办了不久也就停止了。

据顾颉刚回忆,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这当然是顾颉刚的一家之言,但梳理当时学生们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他的这番话也有一定道理。

两派学生不但在杂志上唇枪舌剑,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摩擦,杨振声在《回忆五四》中说:“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傅斯年、顾颉刚与“国粹派”的狄膺共居一室,狄膺一天到晚净写些中国小品文字,以名士自居,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看不惯他的做派,便群起而攻之,还当面骂他是“赤犬公”(因“狄”字由“火”和“犬”构成),狄膺虽然生气,却也无可如何。

后来黄侃因与同门钱玄同不谐,南下武昌教书。黄侃离开后,北大新旧两大派系依然明争暗斗,直到1930年代初胡适执掌北大文学院后,两派之间的论争方才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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