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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生活的新鲜劲过了
2017-03-14 21:55 作者:阿坚 来源:法治周末


阿坚

草坝,地平水丰而适农桑,是红河州的一块好地方。最早是云南省省委在这办五七干校,也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即“下放劳动是对干部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到1969年战备紧张后,五七干校才因一般都在外地僻处,而有了用于疏散人口的性质。

当时我们三营连一台电视都没有,听收音机里的电影录音剪辑就相当于看电影了。因为那几部电影我们都看过两三遍了,好多台词我们能对答如流,甚至有的台词已成为新的成语了。有时我会给北京的初中好哥们赵岍等写信。信的抬头都是“最高指示”——即一段《毛主席语录》,说一说五七干校的生活,绝不提私人化的事,结尾当然是“此致”“敬礼”。

从他们的回信,知道玉渊潭中学的教学还算正规,数理化,语政史,英语俄语都有,甚至还开了生理卫生课。可干校这边,仅上午学学《毛主席语录》和《人民日报》算语文课,数学课也不正规——老师不怎么判作业,体育课永远都是发一个篮球玩去吧。下午一律不上课,别的孩子玩,我父亲却让我去干活。我最不爱干的就是起猪圈和桑田除草,但我不敢拧着他。我都16岁了,他还不吝,当着人揪我腮和耳。

我父亲上世纪30年代初生于山东崂山的一个中农家庭,中学会考全县第一。他的父亲希望他回家当个小学老师或务农,架不住亲朋劝说,他才得以去吉林读了工科。毕业后,他被分到北京冶金部所属的有色冶金设计院,搞选矿设计。1954年,他回老家娶了早就定了亲的我母亲,并携之来京落户。我母亲在夜校补完中学课程,也在有色冶金设计院工作,任描图员。

我父亲工作积极,很早入党,工资也比同来的人高两级。后来,他又调到冶金部有色司,“文革”开始后,他参与行政工作。刚到干校时,他是九连连长,后提成营长及干校党委成员。我父亲是傻干型的,一心向党,严于律己,不谋私利。所以,我家在干校住的房子没比别人的好,我和我弟在未成年人中干的活最多,挨的打也很可能最多。

有了这么一个特别革命的营长,可想三营的广大五七战士和“黑帮走资派们”,日子过得也绝不轻松。我父亲特忠实、彻底地执行冶金部以及干校党委的决定,“抓革命,促生产”。我听说三营有不少人都怕他、烦他。当然最怕他、烦他的人是我和我弟。我想着等我18岁了一定要离开他。我父亲总觉我和我弟没出息,他常对我俩说的是,“家里怎么出产了这两块臭东西”。

1971年初,来草坝已一年多了,新鲜得差不多了,加上求知欲、求变化欲,并且跟苏联好像打不起来,有的人——比如,科研骨干,已零星地调回北京了,这让我开始想念北京。一度听说冶金部在河南的漯河也有个五七干校,若去那儿换个口味也行。如果回北京,不回原先的有色院皇亭子宿舍而是去部机关在安定门的大宿舍也好。

我的小学同学鲍西西原来就住大宿舍,她学习好,尤擅作文,当年我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稿都是她和一个叫余建萍的女生帮着写的。1968年、1969年,我在学校比雷锋还雷锋,比如,学校二楼墙外的革命口号,多半都是我腰里系着保险绳、脚踩三尺板描画的。但我最有名的举动是为了无限忠于毛主席,而上课手举毛主席语录贴胸前,令全班全校效仿后竟一度推广到海淀区的学校。

干校的主食是大米,但副食差北京太多了,连续一个月不见肉,逢节日大荤又吃到拉稀生腻。在北京,虽一个月一人一斤的肉定量,但可买些非定量的猪皮(两毛多一斤)、碎或小的鱼(一毛多一斤)、没人爱买的猪肺及破的鸡蛋。九毛一斤的猪肉我家常买两毛钱的回来炒菜。有时买回来猪大油,炼油剩的油渣加一点糖一拌,仅次于奶糖。

我家吃带鱼,爱裹上稀面糊煎着吃,这样显得鱼块大些;鱼头鱼尾剁碎掺上葱姜,做丸子熬萝卜。我家从没买过大的(一等)四毛五分一斤的带鱼,只买三毛八分甚至两毛五分的,我妈倒说小的更香。那时大骨头七分钱一斤,不要票,但得排大队。

我太爱甜食,一阵做加糖精的窝头能多吃一两个。煮鸡蛋不难吃吧,我爱蘸白糖吃。我父母从未带我下过馆子,最享受的就是给我一毛五分钱到国营饭馆吃半斤炒饼。有一阵我到有色院的机关食堂吃午饭,带点肉片的菜是一毛钱,素的五分钱,我每天的平均菜金是七分钱,即今天吃肉片熬菜了,明天就得吃咸菜。

在干校住的房子小,没自来水,用公厕,四季用蚊帐。在北京皇亭子宿舍,搬过好几次家,一次比一次大。有色院宿舍是1961年建成的,苏式火柴盒建筑。此前我家住真武庙的冶金部宿舍,窗外就是一所铁路中学。在此前,我在老家青岛崂山县农村爷爷家住过两三年,记忆最深刻的是爷爷奶奶都下地,把我锁在屋里,我扒着窗棂向外望,傻等大人回来;爷爷奶奶都是上世纪60年代初50岁出头就因饿病而没的。

到干校时我已较大了,不再玩小孩的游戏。我小学时的玩项很多:猜丁壳、后骑人当驴或当驴被骑,有时背上被3个人骑着;玩铁板儿搓元宝(纸叠的),去南蜂窝的北京钢厂废料堆偷捡合适的圆或方的铁板儿;玩养鸡,与别人带着自己的鸡到楼顶平台,放下鸡,比谁的鸡后落地;玩分成两方的弹弓枪仗;斗蛐蛐,去有色院内西北角因苏联专家撤走剩的烂尾工地以手电、草探、铁丝篓抓蛐蛐;玩火药枪,以自行车辐条做击发装置,取火柴头上的火药;玩比胆,在五楼大阳台的围墙上快走;养荷兰猪、热带鱼、养蝈蝈、养斗鸡——而不少大人养的是供打鸡血的公鸡;弹球、攻城、击砖、打嘎儿等什么都玩,连女孩玩的跳皮筋男的也玩。

稍正经或政治类的活动有,带着大号毛主席像章,手举毛主席语录于胸前去天安门照相;在13路车上,从三里河至和平里来回四五趟,宣传毛泽东思想,唱歌,免费过了车瘾;在纱窗网上绣毛主席像或韶山;去公主坟换毛主席像章(不同样子的互换,是自发地形成的交换地);珍宝岛事件后,去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看反映沙皇侵占我领土的电影,我在现场领喊口号;去八一湖学习毛主席畅游长江而横渡八一湖;几次去看抄家展览,尽是外国的东西和古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看守反动校长韩哲厚和反动军官女儿侯雁如。

在草坝干校的最后几个月,真有些无聊了,瞎混着日子,容易想起在北京的好玩,想起自己原是个首都人被下放到边疆了——“下放”这词原来是那种意思。不少人都开始怀念、议论北京的日子。1968年夏,在革命造反之余,校革委会陆主任和反动军官的儿子但与家庭坚决划清界限的程世英老师,带我和新华社一钟姓男生,昆明湖里划船,知春亭餐厅吃牛肉方。坐着弧形车身的大轿车去香山春游,吃完带的肉松夹馒头,在树林里迷路,但一点不着急。在会成门的五十七中看完公审宣传大会、死刑车呼啸而去后,使劲打听操场上哪一片是五十七中的学生,因为“五十七,门朝西,不出流氓出野鸡”,但五十七的女生比玉渊潭的土。

在钓鱼台国家宾馆前的路上,几次见过周恩来总理,他陪外宾乘敞篷车时我们去夹道“热烈欢迎”。1969年,我还带着来京的姥姥逛王府井、天安门,在前门一饭馆请我姥姥吃炸糕、喝馄饨,她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地问我见过毛主席没。这一切在北京,感觉不到,在草坝才慢慢觉出,原来我们是生活在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想起李宝成生前说的,百花山、托尔斯泰小说、莫斯科餐厅,这些我还都没见识过呀。

总之,到1971年时,干校生活也就那么回事了。有的干部及家属已回京搞原先的设计工作了。北京在我心里,又开始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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