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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文艺老青年的“黑暗喜剧”
2017-03-14 21:54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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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我是止庵,我是一个读书人,也写一点东西。”止庵的自我介绍简单明了,正如他写东西时一贯强调的克制。

止庵的一点东西包括《樗下读庄》《神拳考》《六丑笔记》《风月好谈》……此外,他还编校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因此,止庵被人熟知的身份是书评人、编辑人,还有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者,但是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只不过这是在30年前,当年他的笔名还叫“方晴”。当时不足30岁的止庵置身于1980年代,如同大多数身处其中的青年一样,是个压抑、郁闷的文学青年。

30年后,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喜剧作家》集结了止庵写于1985年至1987年间的5部短篇小说,重温了1980年代青年人的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

在北京言几又书店“一生做一次文艺青年”的读者见面会上,止庵对着编剧史航和作家张悦然说,“那是写于比你们都还年轻的时候”。

正如豆瓣里关于《喜剧作家》的一句评论,非常非常年轻的止庵,倒也不坏。这便是他的底线,“不能说‘长面儿’,但至少这书不能丢分”。

对自己,止庵更是一个严苛的读者。

 

读书人眼中“可以一读的作品”

 

关于止庵的采访,如果是在他的家中进行,无人会错过他的书房。四壁满置的定制书柜直通天花板,据说他的藏书有两万多册,书籍按照国别、种类、年代、作者等分类摆放的整整齐齐,像个小小的图书馆。但总是热情的止庵对待“止庵老师,我回头上你家借书”这样的问题,会婉转地回答,“你看什么书,我买来送给你”。这便是拒绝了。虽然止庵常常送书,但是家中的书却不外借。止庵的藏书,即使翻阅过多次,也不会有折痕破损,书有一点点印痕折角,他就难受。

关于止庵爱书的故事有很多,但就是这样的止庵,却烧毁了自己20岁以前写的几十万字的小说。

止庵的父亲沙鸥是一位诗人,闲来无事也会给孩子们讲讲写作,主要是讲如何写小说,也曾讲到写散文。也许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之下,1973年,14岁的止庵在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以校园生活为题材,整整写了一年,30万字,用了父亲从黑龙江带回来的1000页的稿纸,取名“阳光下”。

许多人说止庵对于书近乎洁癖般的爱护是因为做过医生的缘故,但是这习惯其实可以追溯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止庵说,正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个“坏习惯”,一张稿纸不能有任何涂改,只要有一个字写错了,就必须团掉重写,所以那时家里常常是满地废纸。

但是大约在1985年,他重读这部耗时耗力完成的小说时,却感觉是糟蹋了好端端的少年时光,内容胡编乱造,连遣词造句也拙劣,干脆就烧了。在那之后,他又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关于北京一条胡同里几家人的生活,如今稿子也不在了,大概也被毁掉了。这段写小说的经历从14岁持续到19岁上大学,因功课繁忙他也就放下了。

他称这是一段很艰难的语言训练,假如说有点用处,就在于此。

朋友指责其毁掉当时80万字的作品是犯罪,止庵却不以为意,承认自己是“悔其少作”的,“我自己的东西,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能是犯罪呢,当时的想法是毁之唯恐不及,不好的东西留着干什么,对于毁了的这些东西,我想得开”。对于这一段过往,止庵说的轻描淡写,不仅不惋惜,反倒有种“幸未谬种流传”的窃喜。

止庵的做法如同他喜爱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弗兰茨·卡夫卡一样,卡夫卡也曾在遗嘱中要求朋友将他的所有稿件,包括日记、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全部予以焚毁。好在卡夫卡的朋友没有那么做,而止庵也有所保留。

这次《喜剧作家》收录的作品则写于他烧毁之前手稿的1985年之后,当时整个社会的写作氛围特别两极,有积极向上的作品,也有《喜剧作家》这样消极的,但这只是表面,最终表现的都是大家在一个新的时代,对自我、对社会的关心,止庵认为,此为他们那一代写作的共同内核。

也许是得益于当时的他在写作上已经更加成熟,也或者是因为存留在朋友的地下室,这些小说才“幸免于难”。这算是这个读书人以读者的眼光选出的,“可以一读的作品”。

 

“方晴”到“止庵”

 

止庵在《喜剧作家》的后记写到,当年写的东西,停笔之后20年再也没有看过。还是2008年,他的母亲在替他编“三十年集”系列丛书《河东辑》时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他这才从寄放在人家地下室的若干纸箱中找出来,不论是当年发表的刊物,还是手稿,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曾经“悔其少作”,而烧毁了20岁之前的作品。但还有一句老话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这也就是止庵将自己过去写的小说重新编选出版的缘由。他在后记中说:“其实我出别的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使是正在写的,未必没有一个‘非’字在未来等着。”

止庵找出来的小说其实有十多篇,有发表过的,也有未曾面世的,但是最后止庵只选择了《姐儿俩》《走向》《墨西哥城之夜》《喜剧作家》《世上的盐》5篇。至于选择标准,止庵说,“我是读书人,用的是比普通读者更苛刻的标准”。

止庵如此介绍这5篇幸存的小说:《姐儿俩》,讲的是妹妹如何想方设法嫁给老外以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那是1980年代出国潮的一个缩影;《墨西哥城之夜》讲的是男人和女人离异后不得不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尴尬;“貌似要活色生香的开始,但是却不咸不淡地无疾而终”,这是《世上的盐》中所描述的与今天迥然不同的“艳遇”风格;而在《走向》中,“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可以忠于内心的选择,离开濒临死亡的婚姻,但即使我们无法达到本初、纯净、原始的觉悟的彼岸,也请在人性的表达上诉说一些饱含良知的词句”。

“总的来说,这些故事和今天的一些情形多少还是有勾连的。”止庵认为,他所保留的内容是离1980年代有些疏离、离现在更近的作品。还是那句话,得是一个现在还能读的书,“我必须要对自己的书有一个判断,人不能自爱到这种程度,随便什么都要出,什么都好。死掉了就不要了,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虽然身边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还能跟他“没大没小”地开着玩笑,逼他承认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是纯文学,但是1959年出生的止庵依然不断摆出自己的年龄,“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能做给自己减分的事情了,对于那些过时的,我没有任何爱惜”。

只不过30年前这些作品发表过了,默默无闻,如今有这么一个机会,作为一个“文艺老青年”,止庵还是不死心地想要看看,30年后行不行。早早就把言几又书店挤满的读者大概能为“行还是不行”做了一个注脚。

《姐儿俩》放在《喜剧作家》的第一篇,却是止庵当时写的最后一篇小说,1987年9月15日完成,10月15日完成修改。那年发表时,编辑删除了最后一段,直到如今仍让他耿耿于怀。这次出版,除了一些标点和规范用词,内容一字未改。“我不知道怎么改,当时为什么这么写我已经不知道了,我怕改错了”,止庵一脸真诚,语气亲切,很难跟张悦然口中,“他是我认识的价值观最黑暗的人”联系在一起。

在读者见面会上,止庵和张悦然用对《孔乙己》《色戒》的解读阐释他们对文学黑暗力量的推崇。这也许就是止庵研究鲁迅、张爱玲的原因。史航和张悦然在来参加活动的路上设想,如果两个人都不来了,止庵也会毫不在意地开始活动,对于最坏的情况,他都已经考虑过,张悦然如此形容止庵的黑暗价值观:“世界就是要你难看,要你尴尬,你不要抱期望,不然你活该失望、受伤。”

但是30年前,止庵说自己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人很急躁、太入世、太“住相”。当时他的笔名还叫“方晴”,是父亲给起的,多少带有希望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好的期盼。

后来读了庄子,有了止庵的笔名,《庄子·德充符》中有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止庵之名便源于此。“‘止’是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

采访是在止庵回程的车上完成的,正说着他在1980年代的压抑、绝望,一轮夕阳染红的晚霞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快看夕阳多美”,他确认车上的每个人都看到了,说了两遍。

止庵的矛盾,如同“方晴”和“止庵”两个笔名。张悦然说他认识的止庵一个在云端,看着下面的人有多么的可笑,而其中最可笑的是另一个任劳任怨苦干的自己,害怕浪费每一天的自己。

 

做一个无用的人

 

1980年代,一个正从荒诞中突围的时代、一个“用一台海鸥DF-1就可以撂倒一个姑娘的时代”、一个谈论尼采、昆德拉甚至托洛斯基、索尔仁尼琴都稀松平常的时代;苦闷、沉默、死亡、自由等诗性命题充满着年轻人的生活,但面对正在生长的水泥森林,他们也肆无忌惮、漫谈理想,鲜活又沉闷,是孤独的江湖游侠。那或许是一个被过度美化的乌托邦,但它承载着许多曾有的辉煌。

“就是那种很多事情都不明晰,所以好像有很多可能,但是其实又没有什么机会的时间。”止庵说。而日新月异的当下,却被止庵形容为大家都只有一种可能性,“这种同质化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开始,都往同一个道走,要找工作就都要找工作,要跳槽就都跳槽,要买房就都买房,要是创业就差不多都在创业”。

史航调侃,愿意跟止庵交朋友,就是因为他是微信朋友圈中唯一一个不谈创业的人。

对于1980年代,止庵并不认为如同人们描述的那么好,在他看来甚至是黑白色的。但是他也无法否认,至少那个时代的文学比现在重要的多,那个年代好多人都写作,那个时代的表达不在乎结果,也更纯粹。止庵说,八十年代是个介乎于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过渡时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所以“回顾八十年代不是因为它有多值得怀念,而是它的生存状态与我们今天的差异值得我们反思,这部小说也是根植于这些差异的故事”。

《喜剧作家》的封面设计艾藤在看到这部小说时,感叹:“5篇小说中的男主角就好像一个人——孤独的、压抑的、脆弱的、有心可猜却也白猜的痛苦,他们可以放进这本小说集的任何一篇,有时我又会把这些男主幻化成那个时代的止庵老师。”对于这种说法止庵是认同的,他给小说挑了几个关键词,绝望、挣扎、徒劳、无意义,大概就是二十几岁的止庵。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医院,做了一家报社的编辑。至于为什么学医,那是诗人父亲的建议。“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他们在‘文革’期间受的苦太大了,让我不要学文科,因为文科很容易让人落‘空’,而让我学门手艺。他们觉得文科不是本事,而是爱好。”止庵说。

这些小说正是止庵在报社工作时写的,随着他进入外企,小说和诗歌的写作也就停止了。当然读书并未终止,以至于在十年后,他回家做了一个专门读书的人。“如果读书也算是一件事的话。”止庵轻轻地补充一句。

止庵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没有用人,如同故意在《姐儿俩》中设置的“我”,既不推进故事,也不解决问题,“人人都想为社会做贡献,都想做成点什么,到我这儿就平衡一下,反其道而行,反正也不缺我这一份”。

当然止庵不写小说并不是因为要去挣钱了,而是伤了心。“虽然都发表在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却没有引起很大反响,我非常用心写的小说,编辑不理解我,那么读者就不能理解我,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多少是一种打击。”  “我给你讲个例子啊。”止庵常常说这句话,他的脑子里仿佛存着讲不完的故事,“加缪的《鼠疫》中有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改一个故事的开头,他幻想着当编辑看到开头的时候,会对身边的人说:脱帽致敬,先生们。我当时想的是,别说脱帽致敬,最起码会有人来跟我握手。但当年真的没有。”

30年前他期望的反应,如今终于收到了,即使眼睛不太好了,耳朵也不太好了,也已经不再写小说,但止庵表示还是很幸福的。

告别读者、朋友、记者,他又会回到他的书房,如今他也不再纠结于读书,而学会旅行,享受生活。

只不过,如今他伸出的已经是一双老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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