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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此次动作会带来哪些变化
2017-03-07 22:43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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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证人视频作证。 资料图

以审判为中心是对传统审判模式的突破,要求的是庭审实质化,保证庭审发挥决定性作用,更有利于防范冤假错案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2016年,全国法院在前三年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2337人基础上,新纠正重大冤假错案1117人,数量达到历史新高。”2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这一成绩单。

呼格吉勒图、赵作海、聂树斌、陈满……人们在欣喜于这些名字沉冤昭雪的同时,也在思考“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如何才能做到?

221日,最高法院给出了答案。

当天,最高法院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以“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宗旨,推动确立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筑牢防范冤假错案的程序防线。

 

为何强调“审判中心”

 

“审判是刑事诉讼中决定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决定性环节,是防范冤假错案的关键性防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戴长林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强调。

然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北京市一家法院的刑庭法官杨新(化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下,侦查形成的案卷笔录在审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庭审可能沦为“走过场”。

“侦查环节,只注意收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不注意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审查起诉环节,虽然存在诸多疑点,但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制约作用;审判环节,在关键证据缺失情况下仍作出有罪判决,没有把好最后一道关口。”在112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反思近年来纠正的一些历史错案时指出。

“以审判为中心是对传统审判模式的突破,要求的是庭审实质化,保证庭审发挥决定性作用,更有利于防范冤假错案。”杨新解释。

正是基于“审判中心主义”的优势,早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已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20166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诉制度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

“中央《改革意见》为改革提供了制度蓝图和路径指引,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关键在于落实。”戴长林指出,《实施意见》作为配套性措施,更注重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积极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

“以审判为中心,让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是司法之所以能称之为司法的基本要求,是确保司法成为保障人权、维护法律正义的制度底线。”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邓楚开如是说。

 

依托证据 疑罪从无

 

 

“刑事司法中,各个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在证据把握、事实认定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杨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对侦查卷宗笔录的过分依赖,使得法院往往很被动。

戴长林也道出了法院面临的无奈现实:人民法院一旦受理达不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案件,就往往陷入“定放两难”的境地。

“如果勉强下判,既违反法律规定,也极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如果依法放人,又难以承受放纵罪犯的质疑等巨大压力。”他进一步解释。

针对这一问题,《实施意见》将证据裁判作为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统一适用的要求,明确规定“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强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要求重视实物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实现办案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根本转变。

同时在证据证明标准上重申“疑罪从无”原则,明确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无罪判决,还特别指出“不得因舆论炒作、上访闹访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如果不是办案人员对口供的轻信与依赖,聂树斌式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的一审判决中,就提到:“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指控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因有被告人聂树斌多次供述,且与现场勘查吻合,供证一致,不予采信。”

正是出于对“疑罪从无”的坚持,聂树斌式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在解读聂树斌再审案时就指出,“聂树斌案是典型的疑案。其供述有诸多疑点;重要物证的来源不清、证明力明显不足……对这样的案件宣告无罪,能够充分彰显疑罪从无原则的价值蕴含”。

面对不可避免的舆论压力问题,杨新说《实施意见》的规定能让他们更有底气,有利于实现独立公正审判,“若审判权受到干涉,根本谈不上审判中心”。

“舆论监督可以继续追问真相,但不应该对案件结果作出先入为主的判断,这与舆论审判无异,是对正义的曲解。”201512月,最高法院对聂树斌案发声时曾直言。

“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不能直接将起诉指控的事实认定为案件事实,也不能忽视案件事实证据存在的问题勉强作出裁判。”戴长林指出,《实施意见》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问题。

 

严防“毒树之果”

 

“实践表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问题,戴长林强调,人民法院对案件审判要更加重视审查取证活动的合法性。

《实施意见》重申要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强调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经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较为原则,我们法官对相关规定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分歧,对司法实践的适用造成了阻碍。”杨新如实说道。

刑诉法第54条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同时,最高法院出台的刑诉法司法解释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界定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

《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了非法证据的范围,更明确了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都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肉刑比较好把握,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标准。”邓楚开进一步指出,在现实中,刑讯逼供现象已不多见,更多的是对被告人进行言语威胁,而这些言语威胁是否属于使被告人在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的情形也不好判断。

《实施意见》规定只要是以威胁的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无论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还是被告人供述都应予以排除,在邓楚开看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此外,《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审查和排查非法证据的规则指引。

在刑诉法中,就确立了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可以“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

“当二者出现不一致时,法官当如何取舍,此前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邓楚开指出,现实中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侦查人员所做讯问笔录与犯罪嫌疑人实际所做供述不一致。

《实施意见》对此明确规定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讯问录音录像存在实质性差异的,以讯问录音录像为准;并规定公诉人未按规定提供讯问录音录像,或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同时,《实施意见》还确立了侦查人员在必要时出庭的要求,规定不得以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代侦查人员出庭。

“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侦查人员出庭的比率将大幅提升。”邓楚开指出,根据该规定,当存在非法取证重大嫌疑时,侦查人员要么出庭作证,要么承担证据被排除的后果。

 

规范庭审质证

 

“法庭审判应当紧紧围绕证据进行,靠证据‘说话’,以事实‘服人’。”戴长林强调,要规范证据调查程序,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依法保障控辩双方的质证权利。

“现今法庭质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管案件有多复杂,证据的争议有多大,无论辩护人有无异议,公诉人都是一组一组地举证,有时候还没等辩护人反应过来,其举证已经完成。”邓楚开指出,这种举证方式,使得庭审中的举证质证非常不充分,常常流于形式。

《实施意见》严格规范证据质证方式,规定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质证。

“面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如果公诉人仍然一组一组地举证,律师可以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要求法官予以制止,明确提出要单独举证质证。”邓楚开解释。

而对于证人出庭难这一顽疾,《实施意见》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为改革重点,以期努力提高出庭作证率。

杨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尽管新刑诉法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和证人保护等制度,但由于以和为贵、怕打击报复等固有思想及人口流动性大等原因,证人出庭率仍存在问题,“最根本的是,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法庭审理主要围绕卷宗笔录,定案依赖于阅卷”。

《实施意见》不仅进一步确立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还完善证人出庭保障机制,更明确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导致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只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时,人民法院就要采取不公开个人信息等保护措施,而不再局限于刑诉法中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情形;同时人民法院应当建立证人出庭作证补助专项经费机制;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是核实证据的关键环节,有助于维护被告人的质证权,确保法庭准确审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戴长林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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