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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对“村霸”亮剑
2017-02-28 21:56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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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
“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我死的心都有了,我50岁的人真憋得慌。”眼含热泪,声音一度哽咽,这位年过半百的男子是河北省定州市大辛庄镇泉邱二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在一年半以前,他绝不敢如此吐露心声。

把村民逼到如此地步的正是泉邱二村原村主任孟玲芬,2015年8月,这位因在电视台采访过程中殴打村民和记者而被曝光的“最牛村主任”,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泉邱二村的村民们才结束了长达3年4个月之久的噩梦。

2016年8月17日,这个曾经权倾一村的“村霸”因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滥伐林木、敲诈勒索、职务侵占、非法占用农用地、诈骗七宗罪,一审被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一审宣判后,孟玲芬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2016年11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地检察机关对孟玲芬的指控犯罪事实达15项之多,法院判决书近5万字。

孟玲芬只是诸多横行乡里的“村霸”的一个缩影,面对仍被笼罩在阴影下的村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声,剑指“村霸”这一群体。

1月19日,最高检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村霸”横行

 

“说的话没人敢不听、要的钱没人敢不给、决定的事没人敢不从。”尽管“村霸”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但泉邱二村村民口中的孟玲芬,或许就是“村霸”的典型形象。

将本村的3亩窑坑地承包给他人,13万元承包款项据为己有;因不满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对自己不满的言论,就纠结社会人员打砸村民家、殴打村民;村民在结婚时没上供,就在婚礼当天将花圈送上门……孟玲芬的霸道可见一斑。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介绍,“村霸”具有四大典型特征:乱政、抗法、霸财、行凶。

从近年屡屡被曝光的各地“村霸”来看,这些特征都不难找到实例。

操纵选举者有之。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安吉村原党支部书记彭荣辉,出任村党支部书记十多年来,该村培养发展的党员几乎全是其亲朋好友。2014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他拉票贿选,甚至将贿选开支以“务工补贴”的名义报销。

暴力抗法者有之。2014年11月,因乱倒渣土,被民警依法查扣车辆时,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街办北辰村原党支部书记葛七宝不仅阻碍执法,称自己是人大代表,就是政府,欲将执法人员往该村村委会拉,并打电话叫来6名人员围堵殴打民警。

霸财行凶者更是见诸报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办事处东邢村原村委会主任赵延强,因不满村民李杰在村委会主任选举中的言论,联系多名社会人员于2014年11月24日晚,在李杰家门口设伏,待其下车时持砍刀致其轻伤。

村民申办低保,要给村支书送礼,送少了不给办;土地被征用,23万元补偿款10年还没到位……这是担任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湖光村十多年村支书的李宏念的敛财手段,其还曾在公开场合扬言:“村支书永远是老子搞,老子不搞儿子搞,儿子不搞孙子搞!”

目前“村霸”的数量究竟有多少,无从得知,但从一些地方披露的数据或许可以看出端倪。

2015年6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披露,自2014年年初以来,金华市公安机关已成功摧毁黑恶势力团伙176个,打击处理涉案人员1228人。其中,有农村恶势力团伙55个,涉案人员314人,其中村干部91名。

同年11月,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检察院统计发现,2014年以来,提起公诉的涉及“乡匪村霸”的案件7件34人,案件类型涉及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

“‘村霸’本身就是破坏法治的现象。”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村霸”是在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出现的,与农村发展水平不高和基层腐败等一系列因素有关。“村霸”的存在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平等,也会影响当地发展效率。

 

打掉“保护伞”

 

纵览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基层村干部在“村霸”事件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少“村官”更是直接沦为了“村霸”。

2013年,河北省公安厅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近几年打掉的涉黑组织头目中,身份是村支书或村主任的有9名。

2015年,山西警方发布公告,前9个月抓获的869名涉嫌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中,有27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

对于这种身份的重合性,党国英表示并不难理解,归根到底是利益,“为了好处而当,当上后又谋求好处”。

“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至80%。”2016年6月23日,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四局局长宋寒松披露。

“村官”的身份无疑也能为自己贴上一层“保护膜”。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

上述负责人介绍,一方面,作为民间纠纷第一道防线的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矛盾纠纷不愿管、不敢管,使得纠纷双方依靠身后势力大小解决,无形中促使“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盛行。

另一方面,为当选“两委”而拉拢“村霸”或宗族势力,从而沦为“村霸”欺行霸市的爪牙,这都给治理“村霸”增加了难度。

比如,孟玲芬就没有通过村民选举,而被直接任命为村务管理小组组长,实际上行使村委会主任的职权。由于监管缺失,某些地方甚至村“两委”班子成员集体沦为“村霸”。

河南省舞阳县澧河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张健国以“万岁”自居,唯我独尊,对于意见相左或稍有矛盾的村民、甚至村干部,都时常采用打骂加威胁的“高压手段”。

2005年,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张健国因工作与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柴某意见不一致,张健国竟然在村“两委”会上公然将柴某打伤。正是在张健国的管控下,该村领导班子出现了集体沦陷。

2014年7月,舞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健国一案,被告人席上,其他4名村干部赫然在列,全他们涉嫌的罪名均为敲诈勒索。

面对“村霸”们的“保护伞”,最高检在《意见》中强调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突出打击采取贿赂或者暴力、威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以及放纵、包庇“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者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党国英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意见》的出台对于打击“村霸”很有意义,“打掉‘保护伞’尤其意义重大”。“没有‘保护伞’的‘村霸’维持时间不会太长。”在他看来,长期的“村霸”通常有“保护伞”,而这正是一大治理难点,最高检介入打掉“保护伞”,是打击“村霸”尤其是长期作恶的“村霸”的有效办法。

 

加强村民自治

 

最高检此次《意见》的出台其实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中央纪委就率先发声,要严惩“村霸”。

1月6日,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再次对治理“微腐败”作出部署,其中特别强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报告中要求,要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

事实上,早在2015年6月,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就提出,农村基层党建,重点要抓三类人,第一类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

其后,《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基层贪腐、村匪村霸,农村这些问题中央看到了”。报道指出,在部分农村地区贪腐歪风盛行的背后,是农村政治生态的破坏,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工作难以落实,农民的好日子更无从谈起。

在现实中,面对“村霸”,村民们往往敢怒而不敢言,走投无路之下往往容易发生悲剧。2012年6月,河北省侯落鸭村村民郑潮军用铁镐打死了村长侯志强。在众多村民口中,侯志强是个恶人,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等。

此时中纪委、最高检齐齐发声,剑指“村霸”及其恶势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看来,在这个时间点上“亮剑”,在力度、广度和尺度上都有意义,力度上加强,不只打击个人更直指“保护伞”;在广度上覆盖全国范围;而在尺度上明确严格依照国法和党规。

党国英指出,打击“村霸”势在必行。但与此同时,也要加强村民自治选举工作,保护合法选举,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实实现村民自治。党国英强调,最为根本的是要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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