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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艺术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2017-02-14 20:43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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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邹操讲解企业家朱宏图的《轮回》。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当艺术家和企业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谈论什么?资本还是艺术?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艺术与资本的结合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名利”成为判断当代艺术家成功与否的一个趋势。积极与资本合流的艺术家有,谈资色变的艺术家也有,而懂点艺术,有些收藏似乎也成为企业家装点门面的必备。

2月12日,由ThinkPad和北京今日美术馆联合主办的“自觉——须有作为”少数派沙龙,邀请艺术家、企业家、策展人、设计师等十几位行业精英齐聚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了三场主题沙龙,探讨艺术、社会与商业的价值。

 

“须有作为”:

人人都是艺术家

 

1980年,德国著名前卫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要有作为”的艺术航海项目,希望通过让艺术家到大海上去“体验生活”,去关注自然环境问题,走出艺术的小圈子,而后再进行创作,影响更多的人。

有媒体分析,约瑟夫·博伊斯一代的艺术家处于西方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时期,当时西方经济繁盛,但社会问题突出。强调不破不立的艺术家不知道艺术应该走向何处,艺术变成了拍卖与资本的附庸。而在这个时候,博伊斯强烈地感受到,艺术必须影响社会,艺术家不能只呆在工作室与美术馆,不能只认识一些策展人和小圈子里的人,他们一定要走到大自然当中。

约瑟夫·博伊斯曾提出“社会雕塑”论,这种“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想法建立在艺术介入社会的基本理念之上,他希望以艺术作为一种潜在的能量,拓展艺术的边界,脱离小众精英的圈子,来改变社会肌理,让艺术成为直面大众的艺术。

同样这也是艺术航海所禀持的基本理念。博伊斯去世之后,艺术航海及其精神作为一个传统被保留了下来,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与坚持,现由英国著名艺术家、伦敦艺术大学副校长克里斯·温赖特负责相关的组织工作。

2015年起,今日美术馆也参与到“要有作为”艺术航海项目中,并改名为“须有作为”,以体现一种改变的急迫性。中国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们跨越大半个地球,踏上古老的苏格兰,重温这条寓意启蒙与觉醒的航路。

2016年,当今日美术馆联系到艺术家邹操参与这次艺术航海项目时,邹操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条件,不同于往年艺术家、收藏家的组合,邹操主张要选择完全没有艺术背景的外行人上船。

既然博伊斯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么为何不让圈外人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成为引导社会的艺术家。

项目的主题也早已不仅仅限于对环保的呼吁,这场称为“自觉——须有作为”的远行,将主题思想丰富为“自觉”,包括艺术自觉、思考自觉、社会责任自觉等,他们是各个行业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派,而通过他们的自觉到“觉他”,向大众传递艺术、推广艺术。时代的进步需要他们这些少数派的推动。

最终,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梓木、深圳百年行知慈善基金会创办人宫浩、亚洲钾盐投资公司董事长朱宏图、摄影师汤辉以及几位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共同成为这次艺术航海项目的参与者。

当这些幻想着豪华游艇、艺术课堂、博物馆游览的行外人走进仅能容下一人站立的上下铺船舱时,也开始真正明白他们的身份——船员、厨师、学生,当然也是艺术家、思考者。

在今日美术馆的展厅里,这些参与者的作品正在展出。王梓木的华泰蓝,宫浩的中药渣装置,朱宏图则用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做成了一个黑白两色呈相反方向运动的轮盘,表达能源之间相互依存却又彼此矛盾的关系。

王梓木说这就是艺术的启蒙,不同于以前所知道的经济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启蒙,启蒙常常被归结为一种知识、理念,然而对于王梓木来说,这次航海让他深刻理解启蒙的真正含义,就要是尊重自己的内心、内心的感受和表达,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任何组织。

在刚刚举办的亚布力企业年会上,王梓木创作的《亚布力激荡之夜》以66万元的价格被一位企业家拍走,而在航海项目结束“交作业”时,这些从未拿起过画笔的门外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我该怎么画”。现在的王梓木半开玩笑的说着,“我可能真的是一个艺术家”。

当王梓木认真地谈论起“波洛克抽象表现主义的画法”“甩点”“流淌”的时候,台下响起阵阵笑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本正经地谈论艺术流派、绘画技巧,何尝不是一种行为艺术。持续一天的活动,王梓木坚持到了最后,而他展示给法治周末记者的黑色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关于艺术学习的感悟。

他们不是纯粹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是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派。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说,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对艺术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经验,如果有一天他们的资本愿意去支持艺术的话,那就会去支持一些好一点的、正确的、对发展有益的艺术类型,而不是那些单纯满足视觉和兴趣的艺术。同时他们在艺术圈的存在、影响已经不仅仅是作为资本方,他们的感受会影响几万员工、合作的公司、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艺术发展的正确方向。

邹操也承认,中国的艺术圈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而美术圈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小圈子,当代艺术在其中占的比例又非常小,当一个当代艺术展览有几千人关注的时候,就可以算得上是非常盛大,而这个项目,这些人就是为了让艺术走下神坛,让艺术变得有态度、有温度。艺术是什么,并不只是图像的欣赏,邹操认为更应该关注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表达。

在艺术和商业、资本纠缠不清的时候,艺术航海项目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

 

被资本拉下神坛的艺术

 

邹操期待艺术可以走下神坛,而让更多人担忧的是,艺术在现代已经没有了丝毫的神秘感。

19世纪的传奇画商约瑟夫·亨利·杜维恩曾经说过,“欧洲人有很多艺术品,而美国人有很多钱和空荡的豪宅,我将他们撮合在一起”。杜维恩是第一个以贩卖艺术为名,贩卖社会地位的商人,他了解他的客人们渴望进入高级社交圈的欲望,并视他们为自己的学生,指导他们通过艺术来提高身份。

而如今的中国就如同当时杜维恩口中的美国。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认为,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资本是流动的,它会流动到别的领域,也会流动到其他国家”。1980年代,资本搅动着俄罗斯的艺术市场,而后是中国,现在这一切又在印度萌芽。

其实,在策展人、艺术评论家陆蓉之看来,艺术和商业的关系自古到今就是密不可分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连接方式,要求艺术与商业的对立反倒是一种误读和误导。“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艺术家如果没有赞助人,那么他们根本就活不了。”陆蓉之认为,17世纪以后,艺术市场开始在欧洲慢慢的形成,18世纪以后,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不可分,“只要你卖了一张画,你收了一分钱,其实就已经跟商业发生了关系”,对于艺术和商业共存,陆蓉之是坚定的支持者。

“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艺术家有一种高度浪漫化的想象,但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艺术家是依靠教会、贵族的供养所成就的。”许知远表示这种情况是在19世纪才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音乐家贝多芬、诗人拜伦、波德莱尔成为当时挑战权贵的经典艺术家形象,他们同时也认为,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粗鄙不堪,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一种反叛者的姿态,而到1960年代,这种浪漫主义的狂欢便开始消退了。”如今,许知远看不到艺术家的反抗,他们正在拼命地想要博得关注,与商业合流。“过去十年,中国甚至全球的艺术市场就是一种资本的狂欢。”许志远说。

2006年,苏富比在纽约举办了“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中国当代艺术家“四大天王”之一的张晓刚,一幅《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以近98万美元的价格被拍下,创造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成交价的最高成绩。连他自己都许久没回过神来,最后只是感慨了一句,“疯掉了”。也正是在此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高潮迭起,进入了一段最繁荣,也最浮躁的时期。

张晓刚曾说过:“最初在那瞎画,不知道市场在哪儿。接下来好多展览来了,忙也忙不过来,慢慢回到画廊,这才进入市场。艺术家都盯着价格,变得非常现实。”他既是受益者,同时也称自己为被搅乱生活的受害者,“原来多少遮掩一些,背后虽然是商业目的,但表面还是艺术行为,后来就赤裸裸的不光是生意,变成一种商业运作,甚至介入到创作阶段。你会发现绘画在拍卖市场中最多,因为它与市场最近。”

其实早在1939年,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记蔡威廉女士》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凡稍稍注意过中国艺术界情形的人,一定就还记得起20年来的各种纠纷以及各个人其所以出名露面的,或出国对客挥毫,用走江湖方式显其所长,在国内则阿谀权贵,用拜老头子方式贡其所有。雇打手,作伪证,搞自我宣传,用心之巧,设想之密,真是无所不至。能言善道,谈话之多,在教育史艺术史上亦属绝后空前。”其文中最后写道:“艺术界方面20年来我们饱看了一切人与人的斗争,用尽一切心机,使用各种法术,名分上为的是‘理想’,‘事业’,事实上不外‘饭碗’二字。”

自称不是艺术家的日本建筑师青山周平却并不完全认同这些观点,他认为原始的艺术,点、线、歌声、舞蹈这些其实跟商业是没有关系的,艺术的本质是对生活的一种感受和表达。“最近做的几个项目,与我们合作的人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然而青山在稍显生涩的表达中,补充了一句,“并不是我们不赚钱”。

当作品离开作者,是商品还是艺术,就不再是一家之言。

 

好的商业就是艺术

 

如果没有商业的推广,今天的人们能够听说毕加索、梵高、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吗?一身考究的西服套装的雕塑家蔡志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蔡志松并不承认自己已经是一个在商业领域非常有价值的艺术家,但是他并不避讳艺术与商业的合作。“近百年来,我们所处的就是一个商业的社会,商业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很多学术人怕谈商业,一说商业就觉得你在骂我,你在侮辱我的学术”,蔡志松认为现实并非如此,艺术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小众艺术,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商业的推广,很难被大众所知晓。

即使是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的梵高,也离不开商业的运作。但是如果论其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蔡志松认为,与同时期的一些艺术家相比,梵高对于艺术家史的贡献并不突出。因此商业推动作用也就不言而喻。

高鹏馆长的说法则更显直接,进入现代艺术以后,资本本身已经成为艺术呈现的一个环节,是艺术概念的本身。艺术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思想表达,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兑现成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资本的供养。关键在于,资本的支持是否本着尊重艺术的前提,按照艺术的正确方向发展。

资本本身没有错,在商业的冲击之下,更需要艺术家和批评家重视艺术本体的严肃性。高鹏提到,“现在的一些艺术作品市场性和关注度很好,但是并不会受到严肃的批评家的青睐。但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并不受大众关注的作品却得到了美术馆的推荐,大家还是会希望艺术是有创造性的,尽管这些东西当下可能不被理解,无法转换成商品价值,但是我们知道,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评价,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资本能够不断地支持在今天不那么容易被理解的艺术,那么这个资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就是最有利的”。

今日美术馆的创建人张宝全,同时也是今典集团的创始人,本身也是一位商人。在他看来,商业和艺术其实是一回事,都是生活,不过一种是物质生活,一种是精神生存罢了,更深的共同点则是,艺术家和商人都需要不断创新。

艺术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力,如日本的工业设计、德国的建筑、意大利的奢侈品、法国的时装以及好莱坞的电影。蔡志松指出,这其中没有一个是脱离艺术的,如果没有艺术的沉淀、支持,商业也永远无法成为高端的商业。

在今天,艺术空间和商业空间,这个界限已经逐渐模糊,资本的扩张改变着人们对于艺术本质的理解,沙龙的众多参与者始终认为,商业和艺术是近百年来争论不断的话题,但是当下已经不能再用高高在上的眼光去看待今天的艺术,艺术和商业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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