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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到底为谁服务
2016-04-04 15:10 作者: 高峰 来源:《法人》

 
 
        目前,金融改革正进入新一轮调整中,需要厘清的问题很多。在经济领域,“杠杆”就是通过借债,以较小的投入撬动大量资金、扩大经营规模。例如个人融资融券、企业向银行借贷、政府发行地方债等,都是“加杠杆”的行为。
        适度的杠杆对经济有益,但如果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速过快,杠杆反而会拖累发展。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杠杆”列为2016年的五大任务之一,无疑是为中国经济打了一剂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防针”。
 
债务到底高不高
 
        如果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比作一家公司,那么中国的财务状况究竟如何?根据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2007—2013年,我国的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到691.3万亿元,增长406.6万亿元;同期国家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339.1万亿元,增长220.2万亿元。从这一数字不难看出,中国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负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概率很小。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0—2014年,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却非常迅速。其中,国有企业债务年均增长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年均增长1.9万亿元。可见,局部债务风险仍亟须化解。
        政府债务“去杠杆”应从三方面统筹:一是“分子对策”,由政府或央行承接债务,进行债务减计;二是“分母对策”,即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真实GDP规模;三是“杠杆转移”,让中央政府或金融机构接手地方政府债务,同时将企业债务转换为居民债务或股权等。
        目前,地方政府是银行非常愿意放贷的对象,这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举债过于“任性”,形成债务风险。与此同时,化解债务杠杆又不能搞“一刀切”,从而导致经济下滑。
 
屡禁不止的非法集资
 
        从泛亚交易所兑付危机,到e租宝高大形象的瞬间倒塌,再到金赛银理财事件的持续发酵——如果把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比作铁路车次的调度,那么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及打击非法集资,就像是在城市拥堵的马路上约束车辆和行人。
        以P2P为例,其本意是点对点或人对人。在其起源地英国,P2P网贷模式通常是信贷公司提供平台,由借贷双方自由竞价、撮合成交,平台只收取中介服务费。
        不过,这一互联网金融模式来到中国后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经常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一个“时髦渠道”。
        民间金融杠杆风险如何防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给出了明确答案,即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正是因为有一部分风险相对较高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这个市场中,不少网络融资平台无法识别并管控风险,同时很多个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却较弱。
        未来化解相关平台杠杆时不仅需要监管的精细化,还要注重提高投资者准入门槛,只有让真正拥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的高净值人群进入,才能避免金融风险扩散。
 
实体经济仍然重要
 
        有经济学家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金融之于实体经济,犹如都江堰之于川西平原。都江堰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结合水脉因势利导、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相互依存,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发挥,才使得川西平原成为“天府之土”。
        资金如水,实体如田,金融应做都江堰。可以说,金融只有扎扎实实地服务好实体经济,才能提高基础资产质量,为金融产品的稳定提供坚实基础。
        “去杠杆”从本质上还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目前我国的问题是新股申购等金融链条前端的回报率过高,这对社会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而事实上实体经济中能提供高回报率的项目却并没有那么多。
        如此一来,少数有概念、有故事的高回报率项目自然赢得各路资金的青睐,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里空转,不仅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也容易酝酿金融风险。
        未来包括杠杆在内的各种金融工具本质上还应该回到“服务实体经济”这一主轴上来,一方面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不同层次资金供求方的对接“牵线搭桥”;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广大投资者的宣传教育,让民众了解到金融领域的风险并降低不切实际的高收益预期。
 
金融改革提上日程
 
        在金融制度的重构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证券制度、保险制度、基金制度,还是商业银行制度的设计,仍然难以摆脱为国有企业,为大企业服务的基因。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制度也开始为非公经济中的“大企业 ”,也就是富人服务,但大量的中国中小企业却很难获得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这种基因不改变,金融要为中小企业,要为穷人服务,基本等于一句空话。
        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难以获得中国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根子在于金融制度的基因决定了,其服务对象不可能主要针对这些中小微企业。改革开放近 40 年,几乎年年谈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但几乎没有太大的解决希望和空间,根子也在这里。
        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就是,导致草根金融和民间金融在一个被严厉打击的环境中野蛮生长,成为中国中小微企业和民间融资的主要来源。中国 80% 以上的中小微企业的主要融资途径是地下金融,而不是主流的金融体系。
        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将金融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这种视角非常耐人寻味。金融制度的革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事实上,创新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命题,也是全球都几位关注的话题。对中国而言,要想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洗牌中不成为牺牲品,唯一的路径就是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建设真正的创新国家。
        那么,创新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是技术、文化、制度,还是环境?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
        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强国,除了在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金融等制度环境方面构建一个真正激励创新的框架体系,使得中国的金融能够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而中小企业是任何一个创新大国最重要的创新之源。
        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一个技术变迁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创新的元素和土壤,“微创新”无处不在,愿意创业的年轻人更是远远多于 10 多年前,实现技术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关键是,我们能否为创新提供一种真正的激励和推动的金融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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