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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林:紧跟大时代脚步的法律人
2015-12-07 19:33 作者:王映 来源:《法人》
 
40岁到新西兰留学,回国后专注于涉外领域法务实践,并成为基础设施建设和PPP的专家,他的人生轨迹是给年轻人的最好指引

        “对法律人来说,如今是一个世界经济秩序重建的大时代。”多年的海内外从业经历,让李成林对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变化十分敏感。现在,身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集团高级法律顾问的李成林,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政策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
        跟随着时代转折的步伐,李成林经历了数次职业经历的转变,从法官到高校教师再到企业法律顾问,角色变迁的背后是长久不变的好奇心和持续不断的学习力。
        面对《法人》记者,李成林始终保持着平和的语速和诚恳的笑容:“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但我们仍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并不断学习和了解。现在的年轻法律人面临着新的机遇,多花一点时间在专业领域,将会有着很强的优势。”
 
“大时代”中的法律人
 
        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李成林在进入法学院学习之前,并不太真正清楚“法律”到底是什么。
        “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对法律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警察和法院。”20世纪80年代初,李成林进入黑龙江大学开始学习法律,而当时他对于历史和哲学抱有着更大的热情。“当时法学院所教授的,更多的是苏俄法律教育,很多基础理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法学院毕业之后,李成林进入法院从事了四年审判工作,“这四年的经历让我对司法组织架构的内部运作有了比较深的了解,真正了解到了司法理念和思考方式”。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八五”期间法院人才培训规划,来自全国各地法院的一批人才被委托到几所高校的法学院进行专业化培训。而李成林就是其中一员,在当时“法官职业化”的政策鼓励下,他于1989年在北京大学的高法班学习,1990年入读该大学的法学院开始攻读民商法硕士。
        然而,由于当时政策背景的转变,李成林在完成硕士学习之后没有再回到法院,而是进入了山东青岛大学,开始了在宪法、民法和公司法领域的教学生涯。“我们这代正好处于转折时期。经历过“文革”时期,紧接着是中西方文化理念剧烈冲突时期,后来还经历了与国际融合的大潮流。”
        2000年左右,李成林前往新西兰访问,而在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他对于国际法律产生了巨大兴趣,随后在当地接受了两年普通法系的法学教育。而这段时间不仅让他对国际经济法有了深入学习,也再一次扩展了其对法律本身的理解。
        “之前对苏俄法律和大陆法系都有学习,所以面对英美普通法系的学习和实践并没有预想到会有多大的不同。”但实际学习后,李成林却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法律理念,其中对法律本质的理解差异以及人权保护状况给他带来了很大冲击:“比如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我尝试着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和认同,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在新西兰的求学生涯结束后,李成林进入了当地的石油企业工作,主要负责海外石油管道项目,涉及兼并收购、合同谈判等业务。也是从此,他在业务实践中接触到了基础设施领域,并在此领域逐步走向了专业化。
        在外只身求学工作若干年后,为了与国内的家人团聚,他回到了北京。
 
专注涉外法律
 
        在新西兰求学工作时,李成林就关注过当地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项目。而在回国之后,他先在中国通用技术的海外公司从事法律工作,在此第一次接触到了PPP概念:“此前参与过一些电站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即工程总承包管理)项目,后来在国外做了很多高速公路的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项目。目前,我们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比如EPC工程总承包管理、投融资业务等。” 
        对于如今PPP项目在国内推进得如火如荼,李成林观察,从政府角度来看,除了看重其投融资作用,更多还是对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工作效率有所期待。而他也同时强调,PPP项目从政策角度看风光红火,但还需要保证公平公正和弘扬契约精神,同时更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PPP项目周期长,这与民营资本希望短期受益的冲突是比较明显的,而同时民营资本资金来源也存在很大困难。”
        而这些问题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身为基础建设行业大型央企的法律资深人士,李成林有着很深的感触。
        “我国企业走出去很多也是在一些周边新兴国家,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同时也缺少资金。而我们在这些国家的项目大部分也是政府项目,毕竟基础设施项目在多数国家都还是由政府垄断。”李成林举例,目前海外项目主要集中于电站、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项目,高铁的项目相对较少。
        谈及海外业务的困境,李成林直言:“首先就是项目风险。”而这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政治风险。
        “多数项目所在地都是欠发达国家,总体来讲政治上不太稳定,宗教文化差异导致了很多障碍,而且其国内自身的种族冲突和内部战争影响很大。”李成林以利比亚战争为例,2011年时很多中国企业都撤出了当地,但是工程项目投入不可能带走,势必会遭受巨大损失。“新政府来了之后,如果还要重建就肯定要和新政府再谈判,对于原来的合约是否认账还是问题。所以对于政治上的风险等都要进行评估。”
        另一个主要风险在于法律风险,李成林解释道,一些国家法律制度本身不完善,而即使有法律,在实践中得到执行的可能性和程度也十分复杂。除此之外,当地居民对环境的抗议以及政府的腐败都是影响海外项目进展的重要因素。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国别法律研究并进行前期项目评估,对政治法律的风险提出意见。”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李成林强调与当地的法律服务团队、律师和咨询顾问的合作,对于项目设计、投标报价、税务等问题进行提前咨询。
        不过实践过程中,一些中国企业往往会考虑到前期风险评估的高成本而不愿意投入。李成林对比其国内外的从业经验,感受到相较于外资企业对合规和风险预防的重视,中国企业对项目本身更为重视,这也导致了法律意见所占地位有所差距。
        “没出现风险的时候都觉得没有风险,对于许多国内企业来说,要在跌了跟头之后,才能够更重视法律合规的作用。”李成林强调对风险防范的前期投入高,后期法律风险成本就低。
在李成林看来,无论是走向海外还是推进PPP项目,中国企业都已经站在了起点上,能不能最终走到目的地,需要法律人进一步推进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对世界充满好奇心
 
        “很多时候,法律工作者做事情之前都要谨慎考虑风险,但是在生活中,我更愿意跟随好奇心尝试更多事物。”也正是这份乐于冒险的好奇心,让李成林在生活中始终保持着“无龄感”的状态。
        40岁到新西兰留学时,李成林也担心过是否自己年龄有些大了,“但是当你进入课堂里,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学生都有,心里就不再有障碍。喜欢什么、对什么感兴趣那就去做什么”。而在课堂之外,李成林尝试了帆船等许多运动,他甚至还学会了海上救援。
        刚刚迈入知天命之年的李成林,如今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来关注和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笑言:“我是个很容易开心的人,也许就是傻一点更容易满足。”
工作之余的时间,李成林更喜欢带上家人一起去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夏天骑马、冬天滑雪是他现在最大的爱好。
        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中,李成林发表了以“青年律师专业化向海外发展”为主题的演讲,在他看来,如今的法律人有着更好的国际化学习和实践环境。“年轻的法律人正在经历一个中国在世界经济法律秩序中话语权变化的大时代,所以要有学习的动力,多花一点时间在专业化上,早点下手将有很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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