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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罪名:从加法到减法
2015-09-10 17:21 作者: 来源:法治周末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时隔4年,我国适用死刑罪名再次削减。
  历经三次审议和多次修改后,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在2015年8月29日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
  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刑(九)取消了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9个适用死刑的罪名。这是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之后,再次削减死刑罪名。
  “一般的规律是,增易减难。”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陈兴良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现行刑法从1979年颁布至今已有36年。前30年时间里,死刑罪名一直在做加法。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时,死刑罪名已经增加到了68个。
  2011年,死刑罪名首度开始削减,减少至55个。此次刑(九)通过后,我国刑法死刑罪名已减至46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指出,减少死刑要根据社会发展、犯罪情况的变化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来决定,严格控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是中国刑法的方向。
 
  特定时期的特别措施
 
  “50后”曾成杰、“60后”王菊凤、“80后”吴英和廉金枝,这4人虽出生于3个不同时代,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犯有集资诈骗罪。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
  在此次刑(九)取消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之前,已有曾成杰、王菊凤等人因此罪被执行了死刑。
  相比之下,吴英是幸运的。经历了一审法院判处死刑、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高级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后,吴英“捡”回了一条命。
  实际上,在1997年集资诈骗罪写入刑法之后,在吴英案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便不断有关于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的争论。
  吴英案更是引发全国经济界、法律界的广泛讨论,牵动着不同群体的神经。有关生死的争论角度,从对法理的分析到民间金融的规范和松绑,甚至延伸到金融体制改革。
  吴英案像是导火索,将集资诈骗罪死刑废除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如今,刑(九)终于取消了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9个死刑罪名,其余8个分别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这次减少的罪名,经济型非暴力犯罪还是占了最大比例。它们本来就是作为特定时期的特别措施加上去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秉志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赵秉志所说的特定时期,主要指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几轮“严打”。
  1979年刑法颁布时,我国的死刑罪名只有28个,后来经过颁布单行刑法等方式不断增加,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时,已经增加到了68个。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在最初制定刑法时,适用死刑的罪名不多。但此后,我国陆续制定了20余个单行的法律条款,每一个条款的制定都因特定时代要严惩某些具体犯罪行为。
  “比如严惩贪污犯罪的决定,严惩经济犯罪、走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阮齐林说。
  这些决定的出发点都是针对当时比较猖獗的违法犯罪活动。但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我国把这些单行条款吸纳到刑法中,导致了刑法中死刑罪名过多,达到60余个。
  虽然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这些罪名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很少适用死刑。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学界普遍认为,削减死刑的决心在决定里已埋下伏笔。
  也是在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
 
  缘何增易减难
 
  陈兴良教授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在刑(八)以前,实际上在1997年以前,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过程中,新出现了一些原来在计划经济下不存在的一些犯罪,针对这些新的情况不断增加一些罪名,加大对有些犯罪的处罚,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死刑。
  “从1979年刑法的28个死刑罪名,到1997年刑法的68个死刑罪名,我国死刑罪名从少到多,经历了一个18年的增长周期。”陈兴良说,“从1997年全面修改刑法以后,一直到刑(八)之前这段时间没有再增加死刑罪名。”
  而从2011年颁布的刑(八)开始,我国刑法的死刑罪名进人一个减少的周期。
  学界普遍认为,刑(八)启动的在立法上减少死刑罪名的进程,对于我国的死刑制度的演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表明我国的死刑从不断增加到逐渐减少的历史性转变。
  陈兴良介绍,死刑罪名的增加之所以容易,就在于它能够打击犯罪。而想要把死刑罪名减下来的时候,就需要十分充足的理由,并且这种理由要能够压倒打击犯罪。这就变得相当困难。
  “相对来说,把那些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不用的死刑罪名予以废除,难度小一些。”陈兴良说。
  以刑(九)废除的死刑罪名——走私核材料罪为例。
  走私核材料罪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中的一个罪名,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出现走私核材料罪的案件,也没有走私核材料判处死刑的案件。因此,走私核材料罪属于典型的备而不用的死刑罪名。
  “而其他犯罪死刑的废除,面对影响打击犯罪的压力,废除死刑不太容易。”陈兴良说。
  例如,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在刑(八)中就考虑过是否和其他金融诈骗罪一起废除死刑。相比较之下,其他金融诈骗罪的死刑极少适用,而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时而适用。
  因此,在影响打击犯罪的理由支持下,集资诈骗罪被从当时废除死刑罪名的名单中剔除。
  阮齐林认为,对于非暴力犯罪本身,也要考虑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社会各界对此的反映。
  此前我国仅保留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但刑(八)已经把前两者废除了死刑,集资诈骗罪早应废止适用死刑。
  他认为,从犯罪性质上说,诈骗是因欺骗使对方交出财物,并非完全违背他人意志取得财物,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和财产的侵害程度远无盗窃罪严重。
  “我国盗窃罪都已废除死刑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对诈骗罪适用死刑显然很难让公众信服,吴英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不再适用死刑,集资诈骗罪最严重的仍可以判处无期徒刑,这个就足够了。”阮齐林说。
 
  逐步减少死刑
 
  据公开报道,在之前的分组审议过程中,部分委员认为,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战时造谣惑众罪,集资诈骗罪等社会危害大,应该保留死刑罪名。
  其中,对于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罪名的死刑,有人赞同逐步减少适用死刑。
  尽管在具体罪名适用死刑与否之上仍存有争议,但一个共识是,严格控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是中国刑法的方向。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为,死刑的适用,必须要符合正义的要求,必须考虑罪刑相适应原则,必须要有所节制。
  “死刑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之所以要减少其适用,主要是因为刑罚人道化是历史发展潮流。大量案件的罪犯罪不至死,这些因素决定了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中,与死刑有关的罪犯和罪名都只能是极其罕见的特例。”周光权说。
  周光权认为,死刑的增减,问题比较复杂,不只是刑法的问题,也涉及到社会治理、人们的刑法观、社会价值观、文化观甚至宗教观等,更与社会基础的变化有关。
  在周光权看来,适度削减死刑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立法上的设计充分考虑了这种社会基础。
  “比如集资诈骗罪,它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行业政府管制过强、市场化程度较低、老百姓手中的钱出口窄的现实。”周光权说。
  因此他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拓宽投资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这样,集资诈骗犯罪行为才能够逐步减少。
  陈兴良也建议,应该建立减少死刑罪名的立法路线图。
  首先是非暴力犯罪先于暴力犯罪废除死刑;其次是备而不用的死刑罪名先于偶尔适用的死刑罪名废除死刑;最后是偶尔适用的死刑罪名先于经常适用的死刑罪名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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